手民出版社 Typesetter

手民出版社 Typesetter 以批判力反思社會,以文化力連結社群

我們相信,出版學術,就是不斷找出時代、歷史與知識的接合點。只有知識,沒有時代,顯得離地;只有時代,沒有歷史,難言承繼與延續;只有歷史,沒有知識,則不過史話,無法凝聚成深刻的省思。

曾德平的參展作品將鄰里環境帶進展覽,他以竹子與鋅鐵片為主要材料,在展覽空間盡頭搭建作品。竹子因為量輕價廉,即使在當下的香港仍是搭建棚架的常用物料,但配以鋅鐵片後,則令人想起供戶外粵劇表演的臨時戲棚,一般在農曆節日出現,例如夏末的盂蘭勝會。 ...
18/09/2025

曾德平的參展作品將鄰里環境帶進展覽,他以竹子與鋅鐵片為主要材料,在展覽空間盡頭搭建作品。竹子因為量輕價廉,即使在當下的香港仍是搭建棚架的常用物料,但配以鋅鐵片後,則令人想起供戶外粵劇表演的臨時戲棚,一般在農曆節日出現,例如夏末的盂蘭勝會。

  雖然時至今日戲棚仍見於各區,但粵劇總有一種屬於昔日文化世界的殘存的味道。粵劇在英語一般譯作「歌劇」(opera),因而帶來錯誤聯想,事實上它的主要觀眾不是西方歌劇那些社會精英,而是以社會低下階層的老人為主──當急速冒起的消費文化主導了當代城市空間,這些老人正被排除在消費文化之外。

  曾德平對神功戲甚感興趣──那是他自孩提時代已有的經驗──甚至到他修讀碩士學位,積極探索香港本地有何藝術形式可對應在西方屬於高雅藝術的裝置藝術時,戲棚也在研究對象之列。這種供粵劇表演而臨時搭建的舞台一般在香港舊區出現,輕易結合藝術與生活,並且塑造社交空間;戲棚在這方面給予曾德平的靈感,應該不亞於它存在之短暫及建造過程的拼湊。

  曾德平的裝置《哈囉!香港──第三集》包括由竹枝與鋅鐵片造成的小型結構,旁邊有一道竹橋,供人站在上面觀賞作品。站在這裡可見一艘兩米長的紙船,被倒轉垂直置於棚內,離開水面數厘米。現場的燈光經過小心調校,竹橋對面有一對幻燈機,配合造成溶鏡效果的裝置,在紙船旁邊投映一系列照片影像。

  其中一部幻燈機投映出破落外牆與廣告的彩色幻燈片,另一部則是香港海港沿岸建築工程的模糊黑白照,延續了將環境帶入展覽的主題。兩部幻燈機同時投映(但投映間隔不同),投映亦有重疊。在竹橋放置幻燈機的一端有很多透明玻璃瓶,差不多每個瓶內都用水浸着一張透明的海港黑白照。南音隱約從旁邊的空間傳來,延續了戲棚所帶出來的民俗表演題材。

  曾德平的作品散發着強烈的過去氣息,其中呈現出來的昔日香港生活記憶,現在已愈來愈難從日常經驗中辨認出來。除了前述的竹枝與鐵皮,紙船也指向本地日漸式微的紙紮工藝──老一輩紙紮師傅難以找到徒弟承傳手藝。

  南音也是消失中的傳統。曾德平選擇在展覽空間外面播放南音,靈感其實來自他小時候透過薄薄牆板聽到鄰居收音機播放南音的記憶。觀眾即使未必知道曾德平的童年記憶,但總會從哀怨的曲調更深刻地感受到視覺元素勾起的失落感。南音《客途秋恨》的歌詞盛載着對未來的不安,與香港人面對九七的情緒互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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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大衛 #香港藝術
#裝置藝術 #民俗題材

當時梅窩第一造的菠蘿收成如何?很可惜未有找到相關的歷史資料,我們只能透過其他同樣種有菠蘿的鄉村果園數據推敲。根據《華僑日報》1958年6月21日的報導,元朗十八鄉黃屋村種有3,000棵菠蘿樹,每擔可收入三、四十元,由於新加坡種的菠蘿碩大香甜...
17/09/2025

當時梅窩第一造的菠蘿收成如何?很可惜未有找到相關的歷史資料,我們只能透過其他同樣種有菠蘿的鄉村果園數據推敲。根據《華僑日報》1958年6月21日的報導,元朗十八鄉黃屋村種有3,000棵菠蘿樹,每擔可收入三、四十元,由於新加坡種的菠蘿碩大香甜,銷情甚好,收入算是相當可觀。

  依據嘉道理農業輔助會1958/59年度的年報估算,一棵菠蘿樹年半的收入約為六毫港元,扣除四毫的成本,3000棵菠蘿樹便有600港元的收入,翻查1960年代初舊報紙,擔任護士的月薪也不過是330元,一個私樓單位售萬多港元,月供也不過是200元,可見種植菠蘿是當時農民重要的輔助收入。

  以菠蘿田的面積來說,梅窩農田的不會小於十八鄉,側面了印證菠蘿種植的興盛。根據張北銘的研究,1964年梅窩的菠蘿種植已經十分蓬勃,很多山坡被用來種植菠蘿,有些農夫甚至有超過2,000的菠蘿樹,根據上段推算,其收入不會少於400港元;成品大部份在梅窩涌口出售,亦有部份會運往長洲及香港島。從菠蘿種植這單一例子可見,梅窩作為一個水陸農業產銷網絡要衝,不單可以滿足本地供應,甚至可經水路遠銷長洲及香港島。此外,種植本身亦有機地模塑了梅窩山坡的地貌及村落格局。

  菠蘿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成為梅窩土產,有不少農夫都會種植菠蘿。圖5.3.1e是梅窩窩田村農夫黎水養種植之青皮糖芯菠蘿的宣傳牌,可見其品種已非當初嘉道理引入的新加坡或沙撈越種,而是來自夏威夷;後來筆者在窩田村簡短訪問黎水養兒子,得悉其窩田村住所附近的山坡仍種有少量菠蘿。窩田村是梅窩其中一個主要生產菠蘿的地方,從圖5.3.1a的測繪圖可見,窩田村有三大塊生產菠蘿的區域,據窩田村村民張運唐所講,「以前窩田勁多菠蘿」。

  筆者曾與現時仍在窩田村種植菠蘿的農夫討論,得悉黎水養的菠蘿林位於現時黃公田學校以北一幅坐北向南的山坡地段;據1948年在窩田村出生的前村長鄧家洪憶述,黎水養當年採用菜園舊村政府農場使用的菠蘿苗,種有至少上千棵的菠蘿。按1968年《香港農友》的菠蘿種植建議,向東南或西南的沙質壤土斜坡最適合種植菠蘿,與黎水養種植菠蘿的地段地質坐向相近,難怪這些青皮糖芯菠蘿能成為1969年農展會冠軍。

  1960年代末似乎是梅窩菠蘿種植最興盛的時期。1968年出版的《香港農友》和1969年的《香港農業科學》都有提及香港菠蘿的種植重心由荃灣轉移到大嶼山的梅窩、東涌及大澳。農林處更發佈菠蘿施用肥料份量的研究,以改善菠蘿種植的產量及質量;1966年的年報亦有農林處在沙田谷及梅窩銀礦灣開會商討菠蘿種植文化的記錄。

  綜合農林處年報數字,香港菠蘿的產量及產值在1960年代穩定上揚,菠蘿產量由
1963/64年度的4,100擔,上升至1967/68年的5,200擔,產值亦由1963/64年度的14.7萬港元,升至1967/68年的26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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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梅窩 #龍子維 #黃山 #陳寧生 #費越
#果樹種植 #菠蘿

六十歲的受訪者Helen將1966年和1967年的暴動描述為一段「令人大開眼界的經歷」。大多數受訪者當時都是十多歲的年青人。正如六十一歲的受訪者退休公務員阿安提到,「我當時完全不知道原來那麼危險。完全搞不清狀況!但是我的父母和哥哥家姐都非常...
16/09/2025

六十歲的受訪者Helen將1966年和1967年的暴動描述為一段「令人大開眼界的經歷」。大多數受訪者當時都是十多歲的年青人。正如六十一歲的受訪者退休公務員阿安提到,「我當時完全不知道原來那麼危險。完全搞不清狀況!但是我的父母和哥哥家姐都非常驚慌。我來自大家庭,家中有六名兄弟姐妹,我最小。我那時還和朋友們在街上玩。我們完全不怕!那時我們很窮,住在九龍土瓜灣某棟建築物的非法僭建屋。我沒有上正式學校。我記得我上的『學校』是在頂樓,按今天標準,應該是另一個非法僭建屋,另一條街上的舊樓」。

  她記得自己曾做童工幫補家計,從工廠取件穿膠花,依件計酬。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香港的貿易發展主導就業市場,主要為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工作,其後轉向中國大陸與國際市場之間的跨國貿易與投資的中間代理。與阿安同代的年輕女性普遍期望藉婚姻獲得社會流動的機會,但阿安拒絕走常規的道路。「只要我有份能養得起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工作,我們就可以生存下去。我不需要男人。我也不想做要我打扮成我不喜歡的樣子的工作,我想穿褲子。我想要有權威。我想看起來很型。」

  阿安作為「勞動女兒」的義務,某程度上反映了儒家對華人家庭意識形態的影響,其中女性在私人和公共領域通常都從屬於男性。根據儒家「三從四德」的訓示,女人必須知道自己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是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儘管那個時代的女兒們通常都遵從儒家的性別階層制度,但阿安透過表達自己在工作上的獨立和外表上的不妥協,展示自己對此的反抗。

  阿安比其他人稍晚進入正規教育制度,而和其他受訪者的經驗相似,正規教育在那個時代並非獲得穩定工作的必要條件。倒是出現在年長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的訪談中,主要由女性組成的半私人空間更具啟發意義。受訪者提到,秘書培訓學校和夜校提供了只有女性的環境,女性因此能夠建立情感深厚的友誼,並激發對同性關係可能性的想像。夜校亦為女性提供了在瞬息萬變的工業社會中實現社會流動的機會。

  在這些空間中,性別隔離提供了初探同性慾望的機會。Megan Sinnott在一項關於曼谷全女性宿舍的研究中,指出宿舍作為一個一般空間,可以轉變為女性在其中互動、建立“tom-dee”關係的酷兒空間,以及遠離家庭注視的空間。儘管女性專用空間並不意味着不受異性戀規範的約束,但仍可以視之為促發女性之間深情關係的場域。與單性別的小學或中學不同,年輕成年人在這些環境中有更大探索和表達同性慾望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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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聲同氣 #鄧芝珊 #伍詠欣
#勞動女兒 #酷兒空間

近日Charlie Kirk遇刺,網絡反應極大,悼念之音也不盡於耳,不論說他是辯士或是聖人,華語網絡用戶紛紛表示婉惜,更有說他的死亡代表着理論辯論的陷落,以及西方民主價值的崩坍。也有說,他的死,會引發全面內戰。關於內戰,我想起的不是A24的...
16/09/2025

近日Charlie Kirk遇刺,網絡反應極大,悼念之音也不盡於耳,不論說他是辯士或是聖人,華語網絡用戶紛紛表示婉惜,更有說他的死亡代表着理論辯論的陷落,以及西方民主價值的崩坍。也有說,他的死,會引發全面內戰。

關於內戰,我想起的不是A24的電影《美帝崩裂》(Civil War),而是Bifo在他十年前的《二次降臨》中提到的「全球內戰」。現在讀他的描述,不能不訝異於他的「預言」能力,無怪乎他會被人認為是本世紀最具洞察力的哲學家。

他在特朗普首次當選後已指出,全球內戰已經慢慢成形。白人工人在過去數十年間本是中間偏左的自由主義中堅份子,但在衰退的恐懼下,他們正奮起反抗民主和全球主義。Bifo認為,這場衝突是新自由主義全球主義者與反全球主義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對立,這對立在過去十年間不斷升級,全球內戰這毀滅後果並非遙不可及。

這次戰爭與過去帝國間的戰爭不同,它是一場廣泛的內戰,敵對的家族、部落、人口和宗教信仰懷着的復仇渴望。工人、移民和失業人口本來是有團結的基礎的,但在國際主義瓦解之際,西方的白人工人的利益,與新近出現的全球南方移民、難民和失業人口的利益日益分離,形成對立、衝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無止境對壘。這已在近日全球反移民運動中日見端倪。

復仇意志這趨勢在美國尤為明顯:美國群眾本來信奉新自由主義式的利己承諾,信奉勝利哲學,但他們被欺騙了,新自由主義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個人成功。貧窮的白人不得不活在擁擠的生活空間裡,失去希望和想像力,他們想要的,是讓他們再次強大的自我身份認同。

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走到盡頭之時,無法調和的危機以全球內戰的方式來呈現:西方世界之間的內戰(烏俄戰爭),以及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的內戰(以移民及難民議題為其最前線)。

當所有「共」的可能性都被消除後,等待着我們的,就是全球內戰的末日景象了。Bifo如是說。

要評斷不同時期教育形式的品質是困難的。然而,作為教師和長期與學生和年輕人相處的人,我可以肯定地說,現在的年輕人普遍比五十年前的年輕人更見多識廣,但若論為表達批判觀點、在另類文化和政治之間作選擇的準備,卻遠不如半世紀前的同輩般充足。為何會如此...
13/09/2025

要評斷不同時期教育形式的品質是困難的。然而,作為教師和長期與學生和年輕人相處的人,我可以肯定地說,現在的年輕人普遍比五十年前的年輕人更見多識廣,但若論為表達批判觀點、在另類文化和政治之間作選擇的準備,卻遠不如半世紀前的同輩般充足。為何會如此呢?

  原因在於全球的學校系統經歷了新自由主義改革,教育準則在根本上改變了。

  歐洲是觀察新自由主義轉變的好地方,因為自1999年簽署波隆那憲章以來,每個歐洲國家都在依據市場要求改革學校系統。

  自此,每個歐洲國家的教育體制改革都受到了資金不足、削減資源、職位流失、教學工作變得不穩、私有化及縮減不具經濟收益學科(所謂人文學科)等影響。

  改革的主導原則,是肯定經濟領域在認識論上的優先地位,而這種優先地位已成為教育領域的普遍準則。

  從工業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時代過渡到符號資本的數碼金融時代,精神能量成為增值的主要力量。這意味着教學程序標準化,結果是認知體系的統一格式化。上述過程最顯著且持續至今的結果,就是所謂「人文學科」的規模縮小、資助減少。

  大學自主權成為市場導向改革的第一個受害者。自主概念在現代大學的定義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它不僅指大學選擇不受宗教和政治權威影響,保持政治獨立;更指向科學知識和藝術實踐的固有方法論。每個知識領域均擁有自己的法則:慣例、目標、程序、驗證和變革。

  在資產階級時代,大學的支柱有二。第一條支柱是知識份子和城市之間的關係,以及理性在倫理和政治上的角色。

  第二條支柱是研究和教學自主權,即發現、創新、生產和傳遞道德、科學和技術知識的自主性質。

  資產階級作為所有者和企業家,意識到知識自主之於取得生產成果之必要。在整個近代時期,是自神權教義中解放的漫長過程,塑造了資產階級文化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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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拉迪 #二次降臨
#教育品質 #大學自主權

山形影展的電影節社群不僅是觀影的觀眾,也包括了電影節的參與者。  一般認為,觀影和參與彼此不同,斯金格視之為兩個極端。(2003,246)然而,在山形影展中,觀影與參與的界線模糊。山形影展旨在營造包容的氛圍,通過設立義務工作者小組、酒吧、本...
12/09/2025

山形影展的電影節社群不僅是觀影的觀眾,也包括了電影節的參與者。

  一般認為,觀影和參與彼此不同,斯金格視之為兩個極端。(2003,246)然而,在山形影展中,觀影與參與的界線模糊。山形影展旨在營造包容的氛圍,通過設立義務工作者小組、酒吧、本地遊和工作坊,邀請觀眾積極參與電影節,而重點是這些活動歡迎所有人參與。看似最平凡不過的活動,例如在酒吧和其他電影愛好者見面,也是山形影展積極邀請不同社群參與的一種方式。

  與此同時,電影節參與者受邀參加放映活動,因此他們也是觀眾。這種觀眾與參與者身份交織的關係是此電影節的一大特色。山形影展不僅放映電影,更注重電影節社群的整體參與,促進交流,進一步建立緊密關係。山形影展強調在成員間創造共同體驗,努力實現它的目標:加強電影節社群成員的聯繫。

  本節的重點是電影節為電影節社群提供共同社會體驗的組織架構。「社會體驗」是指參與電影節活動所獲得的體驗,而活動強調的是電影節社群的社交和交流。這些組織架構對建立人際關係十分重要,因其重視參與活動者可以通過社會互動產生聯繫。

  這種人際關係可以通過前面提及的「人力資本」來理解。山本分析這種資本的要點在於「關係和社會紐帶」,她稱之為「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概念來源之一是普特南的著作,他辨識了兩種社會資本,一是結合型(bonding,具排他性),一是橋接型(bridging,具包容性)。普特南認為結合型社會資本較為內向,傾向於鞏固具排他性的身份認同及同質群體,而橋接型社會資本則是外向的,包容不同背景的成員。他如此闡述:

  「結合型社會資本有利於維持具體的互惠關係和凝聚團結力……相比之下,橋接型社會資本更有利於聯繫外部資產和傳播訊息……此外,橋接型社會資本可以獲得更廣泛的認同感和達成互惠,而結合型社會資本支持狹隘的自我……結合型社會資本會成為社會學上的超級膠水,橋接型社會資本則提供社會學上的WD-40(一種機械潤滑劑)。」

  然而,正如普特南所指出:結合型和橋接型的社會資本實際上並非「非此即彼」,它們可以在特定的群體中,或多或少地同時呈現。本章借鑒普特南的分析,採用結合型和橋接型社會資本的分類,來理解山形影展如何建立電影節社群,以及如何通過電影節的組織架構分享共同社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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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樑 #擴展本土
#電影節社群 #社會體驗

* 本書作家簡介一欄誤植作者出生年份為1983,作者實於1982年生,特此更正。
** 學者Ruby Cheung的中文名為張惠兒,書中誤植為張惠儀,特此更正。

自從香港藝術發展局自1995年起提供資助,香港藝術家除了自行主辦展覽,還可更進一步,開始建立自己的另類展覽空間。1a空間和OP畫廊等由藝術家營運的空間相繼開幕,但最早也最有趣的,應該要數Para/Site藝術空間。  Para/Site由1...
11/09/2025

自從香港藝術發展局自1995年起提供資助,香港藝術家除了自行主辦展覽,還可更進一步,開始建立自己的另類展覽空間。1a空間和OP畫廊等由藝術家營運的空間相繼開幕,但最早也最有趣的,應該要數Para/Site藝術空間。

  Para/Site由1996年1月第一個展覽開始,已經是展出裝置藝術的場地;即使近年它刻意容納其他類型的藝術製作,給人的印象仍然與裝置藝術關係密切。其始創成員張思敏、李志芳、梁美萍、梁志和、文晶瑩、曾德平、黃志恆均曾創作裝置藝術,當中部份藝術家更以裝置藝術為主要創作媒介。

  Para/Site先後在香港島西環及上環建立展覽空間:第一個空間1996年在西環開幕,舉行了首個展覽系列《西環新客》;空間在1997年搬到鄰近的上環,一直至今。兩處本來均是店舖,位處城中舊區,雖然未能完全免於市區重建威脅,但亦未全面感受到其威力。區內租金相對廉宜無疑是選址考慮因素之一,但落戶此區也未嘗不是刻意選擇一個香港歷史痕跡仍未磨滅的地方。

  Para/Site鄰近仍有各式小店,販售中式藥材、棺木等。儘管這裡就近充斥高樓、極盡時尚的中環商業區,但卻沒有中環那種毫無記憶可言的同質性。要前往中環就得經過古董店林立的荷李活道(而且沿路愈走愈高檔),即使古董店在售賣中國而非香港文物,這一角城市景觀已足以帶出歷史及其消失的主題。

  Para/Site的藝術家在創作裝置作品時,運用了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物品作為本土標記,此外也有從租來空間與周遭鄰里的現有連繫中取材,作品也因而往往比香港其他同類創作更具場域特定性。許多其他本地裝置藝術作品都帶有無家或位移的性質,彷彿在展覽空間內搭建臨時帳幕露營;但Para/Site的裝置卻與附近社區息息相關,空間過去作為商店的痕跡亦會融入作品。

  當然,後者會隨着年月過去而愈來愈少出現,畢竟不斷舉行藝術展覽會將空間原有特色漸漸覆蓋。第一個在Para/Site舉行的展覽是《形/物》(1996年1月),展出了李志芳、梁志和與曾德平的作品。這個展覽強調以裝置作為手段、透過關注本土歷史的殘存痕跡以重現某種「香港性」,從很多方面來說都為日後Para/Site的展覽定調。
以梁志和的《李寶龍夢》為例,六十年代街邊食檔的食品名稱和價錢被放大,然後直接刻進展場地面。當年這些食檔常見於華人聚居舊區,梁志和藉此製造了恍如某個時代的虛假文物,令人留意到那種抹去舊日生活形態的奧斯曼式「市區重建」。作品上各種食品的價格與當下相距甚大,點出時間流逝;但石刻令人聯想到紀念,似乎在嘗試留住時間。梁志和拓印上述刻字(某種由文物衍生的文物),創作續作《無題(城西夢續)》,教人想起古代華人為重要碑文製作拓印或供臨摹用的字帖,更加凸顯了「低俗」瑣碎內容與「高雅」嚴肅形式之間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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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產業?大嶼山果樹種植的黃金年代】  現時我們很難想像大嶼山果樹種植全盛年代的全貌。由於大部份的果樹種植已經消失,演變成草木叢生的次生林,我們只能透過地政總署的測繪圖、政府文件的一鱗半爪、相關農夫後裔的口述歷史,以及某些仍有大幅種植果...
10/09/2025

【消失的產業?大嶼山果樹種植的黃金年代】

  現時我們很難想像大嶼山果樹種植全盛年代的全貌。由於大部份的果樹種植已經消失,演變成草木叢生的次生林,我們只能透過地政總署的測繪圖、政府文件的一鱗半爪、相關農夫後裔的口述歷史,以及某些仍有大幅種植果樹的村落,來重塑昔日果園處處的鄉村種植風貌。當中,菠蘿與黃皮種植是塑造梅窩農業社區地貌的重要角色。

  根據1960年代及1970年代地政總署測繪圖,大嶼山種植菠蘿的地段十分廣泛,梅窩的窩田、白銀鄉、鹿地塘及南大嶼的散石灣、貝澳、水口、大浪灣村及塘福等地,都有大規模種植痕跡,測繪圖上標明相關地段為「菠蘿種植區」。1963年的報導清楚指出,「大嶼山出產最著名的菠蘿,亦以該區(南大嶼)產量最多」。

  除報導與測繪圖外,研究團隊搜集的口述歷史及訪問資料,可進一步佐證大嶼山菠蘿種植的興盛,例如筆者早前曾聯絡於水口種植菠蘿的村民後裔,他向我出示其父親的菠蘿種植牌照,牌照上清楚顯示其種植地段橫跨水口村西側的山麓及東邊近海的小山丘;回到筆者居住的散石灣,有村民向我展示昔日散石灣菠蘿山的遺址,位於貝澳新圍村西方山麓一帶,與測繪圖描述的位置吻合。

  至於梅窩,二戰後的菠蘿種植大致分為兩個階段:1950年代的栽植期,與1960年代及1970年代的興盛期。如前所述,政府在二戰後大力推動農業發展,成立菜統處及大量合作社,同時在全港設立農業站,為鄉郊農民提供技術支援。1951年,與香樂思關係密切的嘉道理兄弟成立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是1950年代果樹種植的主要推手。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於1955年發起「鄉村果園種植計劃」,與政府攜手從外地引入果苗,在香港大規模種植果樹;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編印的《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工作概況(1958–59)》指出,計劃引入共3,446棵果樹,建立了八十個鄉村果園,大嶼山佔八個,分別位於鹿地塘、白銀鄉、稔樹灣、大白(愉景灣)、日光島、拾塱、羌山和二澳。當中稔樹灣的果園,便種植了1,000棵菠蘿。

  翻查舊報紙,1950年代及1960年代香港菠蘿種植品種大多來自新加坡:綜合《大公報》、《工商日報》及《華僑日報》的報導,1956年嘉道理農業輔助會與政府農林處合作,由新加坡及沙撈越引入20,000株菠蘿苗,送往赤泥坪、白牛石(即嘉道理農場址)、沙田、上水、西山、井欄樹、青山農場及梅窩鹿地塘。鹿地塘村老村民、《梅窩百年》作者甘水容博士便曾透過鹿地塘高空測繪圖,清楚向筆者指出鹿地塘果園的位置。筆者稍後亦透過地政總署航空圖片,確認果園的實際位置。

  為甚麼往這些地方送菠蘿苗呢?原來,政府揀選的都是「鄉村果園種植計劃」中栽植柑屬果木的農民。由於柑屬果木需要四至五年才能結果,政府遂鼓勵農民採用「農林間作」的技巧,利用果木樹林之間的空地,培植約年半便可收成的菠蘿;而且,菠蘿可種於山坡較貧瘠之處,能夠有效率地使用土地。大約半年後,另外51,000株新加坡菠蘿苗到港,政府進一步推動在另外十七個種有橙樹的鄉村果園種植菠蘿。橙樹的收成期大約是四年,菠蘿為十八個月,間種不單可增加收入,亦可減少失收風險,可見政府當時是有系統地扶植果樹種植作為輔助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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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城市與香港同志運動】  作為與新加坡、南韓和台灣並列的後殖民工業化範例之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主導了政府在土地出售、仕紳化與市區重建措施、經濟前景、教育和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政策。急速工業化讓一些人累積了財富,同時亦帶來了社會不平...
09/09/2025

【密度、城市與香港同志運動】

  作為與新加坡、南韓和台灣並列的後殖民工業化範例之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主導了政府在土地出售、仕紳化與市區重建措施、經濟前景、教育和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政策。急速工業化讓一些人累積了財富,同時亦帶來了社會不平等。中國及其市場的開放增加了資本和人力的跨境流動。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增長的社會流動性促使中產階級的興起。置業成為許多中產家庭的願望,同時亦引發爭議──因為香港的房屋土地供應已不敷居民的需求。

  稠密是描述這座城市的常見用詞。一般認為香港是一個「密度超高」的地方。Ackbar Abbas有力地點出殖民現代性和建築上的超高密度之間的間隙,以此闡釋香港文化中的「消失的空間」。一座被超高密度定義的城市必然會經歷「不斷重建」,空間主體意識亦會同時遵循經濟得失而建立和重建。雖然政府表示缺乏土地是香港居民得要生活於擁擠環境的主因,但亦有研究表明,房屋難以負擔和生活環境惡劣是政府與地產發展商同謀的結果。換言之,生活於高密度環境的日常生活是由政府精心規劃和執行的,藉此盡可能地為有錢人積累財富和收入,而香港政府的主要收入亦來自於向房地產發展商出售土地。

  生活於高密度環境,使得個人在探索日常生活時身體和情感皆受到影響。我們可以從兩個方向思考有限的身體空間對個人流動性的影響。一方面,相對於稠密人口聚集地中的人流、信息、商品和服務的流動,個體希望的是生活於人群較少、空間較大的物理環境。另一方面,就都市密度的研究並非總是以高密度環境對生活的負面影響作結。相反,學者們批評將密度僅僅視為「有問題」的假設,並詢問「文化」在個人生活於高密度環境的經驗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把注意力投向在都市研究的密度分析中消失的個人主體。

  正如Ray Forrest、Adrienne La Grange和Ngai-Ming Yip指出,使這座城市的社會地理學獨特於其他國際都市的是「異質性的社會體驗」,其中,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空間區隔並不如其他主要城市那麼顯著。為被邊緣化的社會身份和被污名化的性慾主體而設的消費空間,因此得以出現在住商混合區內。高聳豪宅矗立於繁忙街區的戰後舊唐樓之間,建築、人群、商店和行人道構成一個後現代群集。

  在香港都市化、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前,英國殖民政府牢牢控制住社會福利的發放。異性戀家庭是改善生計、規訓並約束性慾的單位與場所。歷史上,男同性戀和肛交一直是違法行為。肛交自1842年起就是刑事罪。1901年,男性之間的性行為被《刑事法修訂法案》定為違法。該法律對女同志的性行為並無描述,因此女同志在法律上基本是安全的,但同時卻不見於公開討論。經歷蘇格蘭籍督察麥樂倫死亡和一系列公眾辯論之後,同性戀終於在1991年於香港合法化。不獲法律和社會認可是1950年代或之前出生的香港女同志生活中的重要部份,其中一些人已進入異性戀婚姻並在異性戀家庭中撫育子女。

  江紹祺、劉凱亮和李卓賢在爬梳香港同志運動時,指出三個阻礙性公民人權進步的主要領域,分別是政府、家庭和福音派宗教行動。香港目前保護性少數群體免受任何形式歧視的法例非常有限。《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和《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承認未婚同居關係,不論其性取向和親屬關係為何。具香港居民身份且持外國護照者,若其同性伴侶未具香港居民身份,二人在海外完成婚姻註冊後,其同性伴侶將有權獲得合法居港的受養人簽證。最近的法庭勝訴案例也確保了在海外註冊同性婚姻的本地公務員同樣享有異性戀夫妻的福利,例如醫療及牙科福利、夫婦合併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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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聲同氣 #鄧芝珊 #伍詠欣
#城市密度 #同志運動

我們就《二次降臨》辦的「讀一本,送一本」活動,陸續收到不同讀者的回饋了,實在感謝讀者們的無私分享。在收回的反響中,不少讀者覺得難與書名《二次降臨》產生連結。能立刻從書名中認出書名來路的,只有是擁有文學背景的讀者朋友。二次降臨/The Sec...
01/09/2025

我們就《二次降臨》辦的「讀一本,送一本」活動,陸續收到不同讀者的回饋了,實在感謝讀者們的無私分享。在收回的反響中,不少讀者覺得難與書名《二次降臨》產生連結。能立刻從書名中認出書名來路的,只有是擁有文學背景的讀者朋友。

二次降臨/The Second Coming,熟悉文學的讀者朋友會認出它是來自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的詩作The Second Coming。葉慈筆下的second coming當然並非自創,它在基督宗教史中意味着基督重臨,即新天新地降臨人間,帶有世界更新而完全的意味。

顯然,葉慈並非直用「二度聖臨」這意象,而是扭轉它,用它寫成一首關於社會秩序崩潰、文明瓦解之詩。Bifo在書中引用了當中的一節:

萬物崩散,中心無法堅守;
純粹的無政府狀態於世界釋放,
暗紅血色之潮湧流,無所不在,
純真的儀式遭淹沒;
最好的人再無信念,而最壞的人
充滿激烈熱情。

葉慈這詩寫就後,降臨的並非帶來完美和秩序的基督,而是帶來人類文明毀滅的希特拉。

由此,Bifo把「二次降臨」這現象延伸至當代。如果一百年前希特拉的納粹是首次降臨,一百年後的全球右傾就是毀滅更深刻的二次降臨。Bifo在十年前預言的全球內戰,現在已經不再是預言,而是活生生的真實;他當年所謂的「末日」,現在是以更強烈、更高速的方式席捲全球。

Bifo在引用葉慈後,說明他借用葉慈詩作的用意:

「我以當下的觀點閱讀葉慈,並想以非神學的方式詮釋他的話:我的重臨有着世俗的聲音。我試圖想像,如何打破令我們時代的精神領域蒙塵的無能為力和絕望咒語,以及想像如何重新塑造一個能超越將臨末日及其附帶創傷的未來。我將這種前景稱為『共產主義的重臨』(聽起來或許不切實際)。」

Bifo知道,現代人一看到「共產主義」一詞,會因其與威權主義在歷史上的關連而抱持極度懷疑。任誰都知道,我們需要更好的詞語來說出當下蘊含的可行性。然而,作者選用「共產主義」這詞,無非因其目標是資本主義式的剝削。

我們日後或許能發明出更有力的詞語來描述推動解離資本主義的政治運動,但在當下,以示對受剝削者的尊重,作者保留這用語。他文中所說的共產主義的二次降臨,並非甚麼高深的意識形態,不過是對未來簡單的信念:旨在擺脫對資本累積和受薪工作的迷信,意味着平等主義和社會時間的解放。

這正是作者所謂能把社會心智從主導迷因的支配力量中解纏出來的新迷因。

【技術能力不斷擴大,社會意識卻不斷降低】  我們可以將1968 年視為人類進化的巔峰,是科技、知識和社會意識達到最大融合的時刻。  自始,技術能力不斷擴大,社會意識卻相對降低。結果,技術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日益壯大,而社會對技術的控制力則愈來...
29/08/2025

【技術能力不斷擴大,社會意識卻不斷降低】

  我們可以將1968 年視為人類進化的巔峰,是科技、知識和社會意識達到最大融合的時刻。

  自始,技術能力不斷擴大,社會意識卻相對降低。結果,技術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日益壯大,而社會對技術的控制力則愈來愈小,亦再無法自行管理。

  在人稱「六八」的節點,人們期望社會意識能夠掌控技術變革,並將其引導到共同利益上。但恰恰相反的情況發生了:左翼政黨和工會視技術為威脅,而非掌握和促進社會利益的機遇。自勞動中解放被標籤為失業,左派也致力於抵制勢不可擋的技術轉型。

  訊息與意識的關係是我此處反思的焦點,我將訊息定義為具體化為符號、以媒體傳遞的知識,將意識(在此語境下)定義為對知識內容的主觀挪用、深化和分享。

  自從六八年以來,特別是在新自由主義轉型之後,人類的集體心智經歷了一個深刻的重塑過程。

  具體化知識的領域已經大大擴展,而能用於意識深化的時間則相反地減少了。

  這股雙重動態力引爆了不自覺(unawareness)。

  不自覺並不意味缺乏訊息(無知〔ignorance〕), 而是主觀意識對知識的吸收能力系統地縮減。

  六八那年,每個人都以為這是一個持久的社會解放過程,使人能擺脫貧困和剝削。如今我們知道,這種信念大錯特錯。剝削和貧困並沒有減少,它們以種種方式轉變和擴展了。

  今天盛行的期望與五十年前截然不同,幾乎相反。為何會如此? 是甚麼打破了五十年前的期望,引發了這種想像的逆轉?

  讓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世界格局,然後再看看今天的。

  1968 年,全球人口約為三十五億。過去幾十年,儘管出生率有所下降,如今全球人口已超過這數字兩倍。

  上世紀末前,識字率持續上升,而二十一世紀的首二十年,識字率卻停滯不前。然而,高等教育並非如此。

  「識字率在二十世紀初之前持續但相對緩慢地增長。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隨着全球視擴展基礎教育為優先事項,增長率真正地攀升。」

  相對而言,高等教育的比例自1968 年以來一直緩慢下降,尤其是在新世紀的首十年。在俄羅斯( 上世紀末發生劇烈變革的國家),過去二十年間最高教育水平不增反降。

  2008 年,我碰巧在一所成人學校任教,那是特別為移民而設的學校:他們來自摩洛哥、孟加拉、秘魯,以及許多前屬蘇聯帝國的國家。

  那年年初,我經常隨機提問,只為測試學生的備課程度。課堂上有兩位同樣名為弗拉迪米爾(Vladimir)的摩爾多瓦男子。我問了他們五、六個問題,涉及歷史事件、流行小說和著名人物,譬如拿破崙、列寧和耶穌基督。老弗拉迪米爾四十二歲,接受蘇聯初等教育,能快而準地回答我所有問題。年輕的弗拉迪米爾十九歲,在蘇聯學校系統崩潰後接受教育,無法回答任何一條問題—甚至答不出「耶穌基督降生多少年」。

  後蘇聯時期的教育災難並非特例,而是普遍趨勢的極端體現,兩位弗拉基米爾的表現正是這種災難的完美縮影。

  數據顯示升讀高等教育的比率緩慢但穩定地日趨向下,但這些數據僅顯示了新一代的教育規模,而非教育品質。

  教育品質在過去三十年間,無論是好是壞,確實發生了變化,這是因為新自由主義轉向動搖了教育體制的架構和功能,並以全球規模重塑了學生的文化動機和心理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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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拉迪 #二次降臨
#訊息 #社會意識

【協作和跨國性】  除了常規節目外,山形影展還有不定期舉辦的節目。這些節目通常只辦一次,但有時也會以系列的形式探討某個特定主題,包括回顧導演和地區作品,或者探討社會和文化議題。山形影展不定期舉辦的節目包括:伊文思和小川紳介的回顧展、聚焦德國...
28/08/2025

【協作和跨國性】

  除了常規節目外,山形影展還有不定期舉辦的節目。這些節目通常只辦一次,但有時也會以系列的形式探討某個特定主題,包括回顧導演和地區作品,或者探討社會和文化議題。山形影展不定期舉辦的節目包括:伊文思和小川紳介的回顧展、聚焦德國和沖繩的作品,以及2009年探討歐洲青年文化的「明日不過一日之遙」。與亞洲地區的節目相比,跨國合作的節目和山形的節目以不同方式演繹了當地和區域的意涵。

  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不同地區的合作如何凸顯電影節節目的異質性。國際合作的節目不僅放映來自各國或關注各國的作品,而且重點探討與該地區相關的特定議題,以引起人們關注。山形影展的例子包括:「日本和韓國的錄像行動主義」對政治行動主義作出探討;1999年的「全景與電影私塾」則考察了台灣和日本的獨立電影群體。此合作方式從跨國的角度思考特定主題,凸顯各國的聯繫,把焦點從國家民族引向共同面對的議題。

  此合作計劃的跨國視角,可以根據樂美德的親緣跨國主義來解釋。就電影策展而言,親緣跨國主義描述了「個人、團體和專業環境所擁抱的共同文化價值觀和共同目標」,其要旨是「意料之外的發現」,而不是「或多或少遍及整個區域的常識」。各國共同交流中「意料之外的發現」,與個別國家耳熟能詳的主流論述形成強烈對比。跨國合作的節目要探索的,是各國共同的文化特質,而這些文化特質大多被主流的國家論述掩蓋。

  就山形影展而言,這種探索表現出一種親和力,建基於亞洲地區不同民族、不同個人、不同團體所面臨的類似議題,而非特定的國家或民族的議題。因此,「我們眼中/第一民族的影像」專門展出美國土著、新西蘭毛利人、澳洲原住民和日本阿伊努人的作品,目的不是要重申任何特定的國家話語,相反,它提供另一種對國家的想像,因為主流話語通常不會將行動主義或原住民當作國家想像的一部份。

  2007年,山形影展舉辦了「山形影片」,為成立十周年誌慶,目標是吸引更多山形縣居民參加電影節,同時也讓山形市民和日本其他地區的參與者「在享受電影節的同時,更深入地了解這地區」。

  節目按類型分為六個部份,包括:二戰前的電影和片段中的山形;聚焦藏王連峰的電影;歌影雙棲的山形女藝人龍田靜枝主演的電影;東北藝術工科大學學生製作的電影;有趣的是,還有電影辯士在現場表演,講解一齣業已失傳而只保留劇本的山形電影。放映的電影包括新聞片、紀錄片、科幻片、動畫等,都是直接以山形為主題的電影作品。

  除了培養山形電影工作者,這個節目還提供放映機會,體現了山形和其他地區的電影節群體的重要性。「山形影片」其後成為山形影展的節目之一,按照有關山形的特定主題以作劃分,並放映兩部以往入選導演的作品;這些作品在過去的東北藝術工科大學的學生作品展上放映,其中兩名學生現在仍然從事電影製作工作。

  放映關於電影節舉辦地的影片增加了「現場性」,讓觀眾注意到作品和放映地的關係。就「山形影片」而言,電影裡描述的地方實際上是放映地點的周邊地區,例如,2007年山形影展開幕電影《藏王山》(1935)是塚本閤治執導的重要紀錄片,介紹了滑雪勝地藏王連峰及遊客必到之地樹冰,不僅讓觀眾熟悉影片中描繪的景色,還能聯繫觀眾與鄰近地區,從而建立並鞏固山形縣社群和電影節觀眾之間的聯繫。換言之,對當地和外地觀眾來說,電影都被進一步「情境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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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樑 #擴展本土
#親緣跨國主義 #現場性

* 本書作家簡介一欄誤植作者出生年份為1983,作者實於1982年生,特此更正。
** 學者Ruby Cheung的中文名為張惠兒,書中誤植為張惠儀,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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