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民出版社 Typesetter

手民出版社 Typesetter 以批判力反思社會,以文化力連結社群

我們相信,出版學術,就是不斷找出時代、歷史與知識的接合點。只有知識,沒有時代,顯得離地;只有時代,沒有歷史,難言承繼與延續;只有歷史,沒有知識,則不過史話,無法凝聚成深刻的省思。

【梅窩是怎樣的農業社區?】  我們嘗試通過訪談,結合在梅窩的研究與生活經驗,提出作為生活社區的梅窩之兩個重要特點:有限開放、自食其力。梅窩的開放包容,與這裡優美的自然環境密不可分。生活在山海之間,讓人更容易獲得一種身心的自在。  受訪者之一...
18/07/2025

【梅窩是怎樣的農業社區?】

  我們嘗試通過訪談,結合在梅窩的研究與生活經驗,提出作為生活社區的梅窩之兩個重要特點:有限開放、自食其力。梅窩的開放包容,與這裡優美的自然環境密不可分。生活在山海之間,讓人更容易獲得一種身心的自在。

  受訪者之一的盧太說本來在元朗務農的丈夫,七十年代來梅窩旅行,深感舒適,隨即就用積蓄在菜園村買地住下來。同樣的故事也在Jenny Quinton身上發生──她八十年代末意外滯留香港,考察了南丫島和長洲以後,對大嶼山壯闊的山脈一見傾心,便住了下來,直到今天。

  這種開放指向身份的多元和社會交往方式的多樣。梅窩既有世代以此處為家園的原居民,也有各個時期遷入的移民,如今的居民更是來自五湖四海。誰是真正的「梅窩人」?回答這問題之難,說明了梅窩具有的包容感。這種感覺,也不難在梅窩的農業中找到。例如,在華嫂和林昌庭的故事中,我們都能看到原居民如何向戰後走難至此的新移民學習蔬菜種植技術;我們也讀到,江鳳儀在大地塘經營的有機農場吸引了各種區內的志願者,令該處成為社區生活的節點。

  梅窩的多樣性,固然與梅窩成為大嶼山交通樞紐後,遷入人口大增密不可分;然而,我們也能從上述口述故事中看出,「開放」並不只是「發展」帶來的。關於這點,鹿地塘原居民、歷史研究者甘水容的說法提供了一種視野。他提到,自己的祖輩在梅窩生活,雖然也有自己的圍村,但並不像新界其他村落那樣排外;偶有人來,他們也直接把地給人家,在強盜、海盜橫行的年代,有更多人落戶也讓村民感到更安全。根據甘水容的說法,歷史中的梅窩,一反常見的「開放」前提:正是由於作為海島鄉村的邊緣性和生活的不便利,梅窩才得以容納新的人、事物、觀念。

  當然,我們不應該浪漫化這種想像。正如李國強所說,戰後落腳梅窩,並非毫無障礙。土地早已確權,外人來此居住,要獲得正在變成商品的土地也非易事。只能說,因為發展帶來的利益矛盾在梅窩相對較小,因此甘水容口中的梅窩的包容氣質才得以顯現,緩衝外人融入此處生活的阻礙。

  在所有故事中,我們都聽到了為克服生活艱辛所作的種種努力。它們生動地說明,在梅窩生活,總是需要自食其力。如今的人要在梅窩或其他離島鄉村居住,仍然有許多需要自行想辦法的事情,在農耕依然盛行的歲月更是如此。在種禾是生計的年代,全村人共同參與勞動是日常經驗。如大地塘的林昌庭所說,「有份吃就有份要做」──這是一種基本的倫理。

  對於蔬菜種植的個體戶來說,靈活利用各種渠道銷售產品,更是這種精神的體現。這些有關自食其力的生活片段也揭示出,即便開放了碼頭和航線、修築了道路,梅窩依然是一個相對寧靜,甚至有些閉塞的海島鄉村。只是,「閉塞」的意涵並不是絕對的。很多時候,讓人感到安全、溫暖的,恰恰是一個地方的有限性──這也是一種「閉塞」。

  許多落腳梅窩的人,無論是豪強袁華照還是普通農夫,最初不過是想偏安一隅,遠離外界侵擾,「閉塞」是他們需要乃至嚮往的。這點也適用於為了遠離都市的紛擾、獲得某種自在的當代人,他們主動選擇來到梅窩生活、渡假,多少也有些避世的意味。

#再現梅窩 #龍子維 #黃山 #陳寧生 #費越
#口述故事 #農業社區

【想做Gay Man只是貪好玩】  「總之我他日升天的時候,麻煩大家用念力幫助我,make sure我下世做gay man。」Theo誓神劈願。TA現在開始學西班牙文,希望下一世贏在起跑線。「不然我今世對他們這麼好幹嗎?就是為了培養下一世的...
17/07/2025

【想做Gay Man只是貪好玩】

  「總之我他日升天的時候,麻煩大家用念力幫助我,make sure我下世做gay man。」Theo誓神劈願。TA現在開始學西班牙文,希望下一世贏在起跑線。「不然我今世對他們這麼好幹嗎?就是為了培養下一世的關係。」TA打趣說。Theo鍾情古銅膚色,最好生下來是拉丁裔,性格熱情豁達,「不似法國人般小氣—對了,我還要留鬚,body不用三角形,但是一定要keep得fit。」

  Theo不是沒有幻想過做transman。回港時,TA大約三十歲,身邊已經有朋友完成上半身的乳房切除手術,成為跨仔。「他最開心就是可以打大赤肋周街行。」TA看在眼內,覺得變性好像也不錯,「我計過,我做了三十年女人,跟住做三十年男人,好似幾好喎。」六十歲之後呢?「人在三十歲,只會覺得六十歲好老。」TA大笑。

  當年未有付諸實行,主要是因為Theo擔心手術後有後遺症,而且要永遠服食荷爾蒙藥物。TA想像不到,作為跨性別,是要如何追求異性戀女性。然而,隨着年紀漸長,TA也開始明白到,鍾意一個人其實不用理會任何事情。「況且,gay man好玩好多,我只是恨好玩。」

  做straight man不也可以好玩嗎?

  「他們有幾好玩呀?框框又多,又有in laws,生了幾件之後,你就乜都冇得玩—gay man不就是悶得滯才開始養細路嗎?」人各有志,現實中的確有不少男同志渴望生兒育女,性/別小眾圈內也有相當多彩虹家庭。

  Theo表明最恨去沖涼房,「責任沒有那麼大,不用顧前顧後,玩完就算,之後又可以照常工作,生活保持兩條線,我覺得這樣很好。」TA認為,男人能夠分開性與愛,女性卻始終需要情感依附,「甚少有人只是去沖涼房,回家不用有一個partner。」Theo說:「有得揀的話,我梗係揀gay man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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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聲同氣 #鄧芝珊 #伍詠欣

【主編絮語】每次出版市場上較冷門的書籍,作者總會好奇我為何會決定斥資出版。這次出版《我的聾人朋友》也不例外,作者意軒在過程中不時問我,為何我會願意冒險(重新)出版這書。出版這書是否真的冒險,要看書本出版後一年的銷售情況如何。撇開生意層面暫時...
17/07/2025

【主編絮語】

每次出版市場上較冷門的書籍,作者總會好奇我為何會決定斥資出版。這次出版《我的聾人朋友》也不例外,作者意軒在過程中不時問我,為何我會願意冒險(重新)出版這書。

出版這書是否真的冒險,要看書本出版後一年的銷售情況如何。撇開生意層面暫時不談,從文化出版商的層面看,像《我的聾人朋友》這類口/手述式個人故事,確實能填補香港歷史書寫中的很多空白,成為一部又一部的另類香港史。

在我翻開本書第一章施蘊香婆婆的故事時,就能看到《我的聾人朋友》作為另類香港史的十個亮點:

1. 日佔期間因肚餓在日本人處偷米,被打至遍體鱗傷
2. 日本人施虐、對日本人敬禮,都透過她的故事活現眼前
3. 施婆婆父親吸鴉片,賣煙謀生,施婆婆自小就懂得賣煙
4. 她在香港第一所聾校真鐸啟喑學校待過,卻不是在此習得手語
5. 她二十八歲左右經過北角,看見華僑聾啞學校中有人打手語,入讀學習
6. 但她在華僑夜校只能學到基本到不能基本的手語
7. 直至四、五十歲,她在聾人組織中遇到一位健聽姑娘,從她身上學習手語,才日漸進步
8. 她歷三段婚姻,先被強迫嫁了一名健聽人,兩人無法溝通,相處不和睦;後嫁一名澳門人,又是離婚告終;最後嫁了一名聾人,對方沒讀過書,甚麼都不懂,處理不了生活細節,有事沒事便拿她來發洩,結婚二十五年後去世。
9. 九十年代,她皈依上帝,在浸信會受浸,參與的幾所教會均設有手語傳譯
10. 她每天凌晨三點起床祈禱,六點上茶樓,去聾人組織,跟朋友聊天, 絕不留在家裡發呆,這便是施婆婆的晚年生活

看似是很個人的故事,卻帶我們走過超過半世紀的香港。而聾人的特質,又讓她走上了與其他人看似不一樣但又出奇地相似的人生軌跡。

這或許就是出版作者所謂冒險的書的意義吧。

【以電影節作溝通媒介】  斯金格的《關於電影節》(2003)中的一章〈電影節社群〉分析了在英國諾定咸舉辦的國際神秘和驚悚電影節「黑暗中的鏡頭」(Shots in the Dark)。斯金格採用了康迪特的「修辭話語」來分析社區與電影節的關係。...
06/07/2025

【以電影節作溝通媒介】

  斯金格的《關於電影節》(2003)中的一章〈電影節社群〉分析了在英國諾定咸舉辦的國際神秘和驚悚電影節「黑暗中的鏡頭」(Shots in the Dark)。斯金格採用了康迪特的「修辭話語」來分析社區與電影節的關係。康迪特指出,觀眾和演講者之間交流功能有三,分別是:「理解和定義」、「娛樂和展示」,以及「社群的創建與共享」。斯金格通過這三方面的分析,說明「黑暗中的鏡頭」展示了「電影節如何構成群體」。他沒有把觀眾視為現成的參與群組,反而認為社群是由「圍繞電影節的話語」構成的。他稱之為「電影節社群」,其中包括了「本地與外地觀眾」。

  關於電影節與電影節社群的關係,我認為有證據表明電影節可以構成社群,尤其是通過電影節廣告強調舉辦地點及當地人的措辭。但如果社群成員實際參與了電影節的組織工作,電影節和社群的劃分──即斯金格「旁觀與參與的不同方式」的二分法—就會變得模糊。因此,群體和電影節的關係可以進一步解釋電影節的架構,關鍵在於電影節如何看待社群,以及社群在創造電影節過程中的交流程度。

  正如山形影展東京辦事處主任(也是山形影展前負責人和創始人之一)矢野和之所說:「一個紀錄片電影節的理想運作取決於籌辦者和參與者的關係。」為了追求理想中的運作方式,山形影展與電影節社群共同合作,一起策劃電影節目,建立電影節網絡,甚至經營酒吧。活動負責人包括義務工作者和電影工作者,而這些電影工作者支援的電影節活動不一定與自己的作品有直接關係。因此,在分析山形影展的「電影節社群」時,必須兼顧所有參與電影節的人,包括本地居民、遊客、義務工作者及電影工作者。

  山形影展的目標是建立電影節與社群之間的合作關係,這與建立「實際人際關係」的主旨一致。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山形影展多方面採用不同手段。我認為,籌辦過程中,溝通至關重要。由於多樣的交流方式是促進人際關係的重要過程,因此,下文將通過電影節活動,探討山形影展架構裡所展現的交流層面。

  為了說明山形影展的架構以交流為基礎,我借用了康迪特的三重功能論來指出電影節的三個方面,即前文提及的「地方和區域的聯繫」、「電影節社群的創建與分享」,以及「持續擴展」。山形影展在社群內部、社群之間均提供交流的機會,這種獨特的模式展示了電影節並不僅僅是放映電影,而是一個建構真正人際關係的平台,正如小川紳介所說:「紀錄片表現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電影節堅持植根於人文紀錄片的信念,讓山形影展成為一個交流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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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樑 #擴展本土
#山形影展 #電影節社群

* 本書作家簡介一欄誤植作者出生年份為1983,作者實於1982年生,特此更正。
** 學者Ruby Cheung的中文名為張惠兒,書中誤植為張惠儀,特此更正。

【以視覺方式呈現九七過渡】  何兆基的《倒置景觀》(1996)包括一個不銹鋼圓環,和一張顯示藝術家如何使用圓環的數碼打印紙本。他倒吊在圓環內,像是一個上下顛倒的達文西「維特魯威人」(Vitruvian man),預備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看世...
05/07/2025

【以視覺方式呈現九七過渡】

  何兆基的《倒置景觀》(1996)包括一個不銹鋼圓環,和一張顯示藝術家如何使用圓環的數碼打印紙本。他倒吊在圓環內,像是一個上下顛倒的達文西「維特魯威人」(Vitruvian man),預備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一如何兆基製作的其他延展肢
體的人工物件,《倒置景觀》最初也令身體喪失而不是加強活動能力;然而長遠來說,透過訓練軀體,它或許會幫助我們面對主權移交可能帶來的顛倒世界。

  錄像作品《雙球上步行》(1995)則記錄了何兆基的表演,雙腳踏在兩個由他製造的球狀雕塑上,搖搖晃晃地平衡着身體並嘗試前行。他本身的出發點不一定帶有寓意,但作品也未嘗不是在呈現身處混雜和飄忽的香港文化空間中,那種努力地學習迅速反應、小心平衡的狀態。雖然自從簽訂《聯合聲明》以來,官方口徑都在強調九七後香港將保持「安定繁榮」(儘管存在於共產主義國家裡的資本主義城市委實是怪胎),但要保持平衡並向前邁進或許的確需要一些特別技巧。

  鮑藹倫的錄像裝置《碧麗珠》(1994)曾參與1994 年香港裝置藝術節的展覽,於香港藝穗會展出。作品與前述何兆基的兩個作品有着某些共通點,她也在作品中用到自己的身體來評論無法掌控的公共或政治力量。鮑藹倫主要以錄像為媒介,而她在裝置中用到錄像時一般都會使用投映機多於顯示器。同時,其放映空間會與周圍隔絕,並只呈現單一影像順序。她對於以人體動作為題材甚感興趣,或許是因為早年曾參與劇場演出,特別是前衛形體表演組合進念.二十面體,該團以極簡美學見稱,與她作品的美學甚為接近。在《碧麗珠》中,她將自己身體的正面與背面並置投映,拍攝地點就在展出作品的藝穗會;而為了切合進行攝製的劇場化妝間,她把衣服脫到只剩內衣。身體在有限的空間運動彷彿被困,可以視為在表達對主權即將移交的感受。

  九七期間,海濱的許多大廈外牆都有亮起慶祝回歸的訊息,連怡和大廈也不例外。中國政府經常詬病怡和洋行以鴉片貿易起家,但怡和集團也參與了香港商界的政治表態,展現出對香港回歸的熱切盼望。對於主權移交心情矛盾的人,自然會批評這種對未來的一面倒樂觀。文晶瑩的裝置《九七回歸我很高興》(1997)便以模仿為策略,在主權移交期間的《九七博物館:歷史、社群、個人》展出。本章之前討論的藝術家對於主權移交或多或少有負面看法,文晶瑩卻假裝快樂地盼望着九七回歸。她用中文字「九七回歸我很高興」填滿畫廊內一間小房間的整個牆身甚至天花。重複的文字與過份誇張的熱情蓋滿了房間每一寸表面,但這樣反而削弱了文字本身的意義;作品的英文標題將句子的英譯(Reunification with China, I am happy.)重複五次也帶來類似效果,明顯誠意欠奉,藉此詰問我們看到的其他愛國慶祝標語到底有多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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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大衛 #香港藝術
#主權移交 #何兆基 #鮑藹倫 #文晶瑩

【Jenny Quinton:將永續生活帶入梅窩】  走在梅窩的街道,時常會遇到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的居民。來自英國的Jenny Quinton就是其中一位。自1989年來此定居,她一住就是三十四年。Jenny的居所位於梅窩東坑尾村,她在這裡...
04/07/2025

【Jenny Quinton:將永續生活帶入梅窩】

  走在梅窩的街道,時常會遇到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的居民。來自英國的Jenny Quinton就是其中一位。自1989年來此定居,她一住就是三十四年。Jenny的居所位於梅窩東坑尾村,她在這裡踐行綠色永續的生活方式,並利用附近的土地於2006年創建名為Ark Eden(方舟伊甸)的生態教育機構,十餘年來吸引了許多青年學生和小朋友來到梅窩。一名外籍人士為甚麼會選擇留在梅窩?生態教育中的種植,如何豐富我們梅窩農業社區的想像?我們帶着這些好奇採訪了她。

  訪問約定在一個明媚的夏日午後。順着橫塘村的小河上山,鑽進森林,村屋群和人煙漸漸在我們身後隱去。紅色蜻蜓前來帶路,陽光穿過半人高的綠色野芋葉片,光斑隨風呼吸。轉過幾個彎,再度聽到潺潺的溪流聲時,就來到了Ark Eden。拾階而上,隨即見到高大的樹林圍抱着幾間裝飾別緻的舊式屋子。屋前開闊的平地上,有一個可遮風擋雨的竹棚,這是活動區;還有一間用紅磚砌成的廁所,外牆上掛着一塊牌子,用明黃色顏料手寫着Compost Toilet(堆肥廁所)。等待Jenny時,我們隨性坐在草地邊用輪胎造成的鞦韆。Ark Eden將建築融入了自然,令人不自覺放鬆地做回了孩子。

  「紮根梅窩」的Jenny,年少時代可是一名足跡遍佈全球的背包客。她在1960年代出生於英國柴郡(Cheshire),住家被農田和奶牛包圍,每天需騎車幾英里上下學。由於父親是英國航空的飛行員,Jenny很容易就能買到廉價機票,於是從十三歲開始,她過上了打工賺錢再「跳上飛機」、周遊列國的生活。她拿到澳洲居留權之後,也考慮過定居該地。

  1989年,Jenny和男友準備前往西藏旅遊時遇到封關,因而滯留香港。他們暫住重慶大廈,在本地尋找工作機會。Jenny後來找到了一份老師的工作,兩人開始尋覓新住處。他們第一個周末去南丫島,第二個周末去長洲,第三個周末來到大嶼山,對這裡壯闊的山脈一見傾心,不久就決定在此住下。

  初到梅窩時,Jenny住在鹿地塘村。她曾連續幾個月在鹿地塘的桃源洞佛堂幫忙派齋菜給老人家。一天,佛堂的主人突然問Jenny想不想看看一所帶泳池的房子,Jenny和男友欣然前往。二人對這所空置已久、滿是雜草和蚊蟲的房子一見鍾情,很快決定租住,最後更將之買下。

  入住後,她發現大嶼山雖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卻沒有被好好珍惜和利用。譬如,她發現住家周圍是經精心設計的果園,雖然早已無人打理,但每個月都會有一種水果成熟,或是荔枝,或是龍眼等。除此以外,她還觀察到山上光禿禿的,沒有其他植被,只有少量仍有人活躍耕種的梯田。直至有一次房子差點被山火燒毀,她才明白為甚麼山上沒有樹。Jenny觀察到,這裡的人缺乏防火意識,隨地亂丟香菸頭或是掃墓時常常留下火星,導致山火頻繁發生,植被燒毀;失去植被保護的山土暴露,水土流失加劇,新的植被更難生長,如此惡性循環。她感受到「上天的召喚」,立刻開始為這片她一見鍾情的土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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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八十年代 夜夜笙歌】  1981年12月31日,Theo回到香港,但是TA沒有回家借宿。「返屋企瞓就冇得成日去街啦嘛!」TA說得理所當然。作為Gaylink,Theo絕非浪得虛名,只消一個電話,男同志的家門就為TA而開。一個月後,又有...
03/07/2025

【黃金八十年代 夜夜笙歌】

  1981年12月31日,Theo回到香港,但是TA沒有回家借宿。「返屋企瞓就冇得成日去街啦嘛!」TA說得理所當然。作為Gaylink,Theo絕非浪得虛名,只消一個電話,男同志的家門就為TA而開。一個月後,又有另一位男同志為Theo提供住宿,這次不只是一間房,而是整個單位,租金全免。「我記得層樓好細,肥少少都入不了廁所,雪櫃要放客廳。」單位雖小,但是已經夠TA一個人住,最重要是位於上環普慶坊,方便TA晚晚落Disco Disco(DD)。

  「當年每日只做一件事,一到晚上,大家就會dress up落DD,是part of life。」Theo笑言,香港的同志會打扮得花枝招展落DD,不似他們在三藩市般隨便,只穿同一套衛衣棉褲落吧。「八十年代,大家都捨得使錢買衫,也不擔心賺不回來。」著名時裝品牌,Theo如數家珍:「Yohji Yamamoto、Kansai Yamamoto、Issey Miyake……Jean Paul Gautier已經是後期。」TA每天上班必定會去商場行一圈,止一止心癢。時至今日,Theo仍然喜歡儲眼鏡,粗框膠眼鏡是TA的標誌。上一次出席宴會場合,Theo穿上西裝,配了一條顏色鮮艷的領呔,在人群之中甚為凸出。一到跳舞環節,TA第一時間加入「火車頭」,跟着「舞龍」滿場飛。

  DD在港島最出名,九龍的Waltzing Matilda則是外籍人士聚腳點,還有一間Cage位於尖沙咀加拿分道金巴利街附近。DD冒出頭來之前,有一間基吧叫Dateline,日間是餐廳,晚上才搖身一變做基吧。Theo表示,香港當時沒有多少女同志酒吧,直到Propaganda的年代,才有更多不同場所。

  夜夜笙歌,醉生夢死;日日上班,烏眉瞌睡,可說是1980年代的寫照。Theo直言,她與所有男同志已經見到熟口熟面,因為來來去去都是同一班人。落DD不外乎飲酒、跳舞、傾偈,到底是甚麼吸引TA每夜報到?「落DD最舒服,不似在其他場所,擔心遭人白眼,或者打量你到底是男是女。」Theo說,DD就像他們的common room。

  然而,愛滋病毒於同期廣泛傳播,在燈紅酒綠的舞池上籠罩了一層巨大的陰影。1981年6月6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通報全球首宗愛滋病毒感染案例,愛滋病開始於世界各國蔓延,香港也於1984年發現第一宗感染個案。Theo回港時接待TA一個月的男同志,後來也因為愛滋病離世。「我不記得是哪年了,但是日子記得清楚,11月16日。」對方患病後,Theo不時探望,又為他尋找外傭照顧日常起居。「我們是好close好close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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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和城市建設帶來繁榮,但同樣帶來土地問題】手民:黃山可以分享中國大陸對城鄉的理解,與香港的差別嗎?也想請教龍子維,台灣人眼中的「離島」是甚麼?向他們介紹香港的離島時,需要添加甚麼資訊?黃山: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恐怕超出我的回答能力范圍...
01/07/2025

【金融業和城市建設帶來繁榮,但同樣帶來土地問題】

手民:黃山可以分享中國大陸對城鄉的理解,與香港的差別嗎?也想請教龍子維,台灣人眼中的「離島」是甚麼?向他們介紹香港的離島時,需要添加甚麼資訊?

黃山: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恐怕超出我的回答能力范圍。我可以說的是,即使放眼全球的城市,香港也是個蠻極端的案例。一座城市可以有許多功能,但眾所周知,香港的軌跡是,在某個時期它的一些功能被高度推崇。金融業和城市建設帶來的繁榮為它帶來了很多讚譽,但因為同樣的原因帶來的土地問題,使其在另外很多事情上的可能性被嚴重限制。

在這個意義上,香港以某種誇張的方式,提示我們思考很多類似處境中的城市的命運,包括中國大陸。過去幾十年,大陸的土地批租制度和香港有諸多相似之處,雖然涉及中央和地方權力的博弈以及戶籍制度等關鍵因素,但通過土地經濟發展城市的思維,以及由此帶來的結果,包括拆遷、生活環境迅速變化,其軌跡與香港非常相似。

對我來說,如果能將這部份說清楚,聽的人或許就能夠理解,香港的城市運動不只是在要求某些權利,也包含有對「城市生活」可能性的訴求。後者是挺普遍的問題,各個地方的人應該可以坐下來交流經驗。

龍子維:台灣理解的「離島」可能帶有濃重的政治意味,例如綠島。不知道他們會否誤會,以為進入離島做事的年輕人是被放逐。事實上並非如此。

所以說離島時,要說得更「正面」,就像我們的學徒計劃所做的:是探索一些生命的可能性,而不是為了對抗或逃避甚麼。這是我在《有種大嶼》一書有提及過的,提取自由的「積極」而非「消極」面向。

譬如我們在《再現梅窩》中使用了「樞紐」的概念。香港的「離島」與所謂「大陸」的距離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遠,所以它有「hub」,島和島和道路之間,或多或少是緊密連接的。這是需要向其他地方,特別是向台灣的朋友澄清。這些連接有甚麼重要性?為甚麼要這樣連接?選擇農業作為研究主題,正是因為它在這個意義下擔當了連接種種現象的介面。梅窩最初的確是運菜的樞紐,而且這種連接的意義保存至今。這是梅窩的特別之處,也是可以進一步探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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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研究」總體面對的挑戰:我們如何將這裡的事情講得更broadly relevant】手民:「地方誌」和「口述歷史」不論在哪種政治環境、時空,似乎都是「地方」、「社區為本」的。這些文本如何與香港以外的世界交流和溝通呢?需要補充甚麼資訊,...
25/06/2025

【「香港研究」總體面對的挑戰:我們如何將這裡的事情講得更broadly relevant】

手民:「地方誌」和「口述歷史」不論在哪種政治環境、時空,似乎都是「地方」、「社區為本」的。這些文本如何與香港以外的世界交流和溝通呢?需要補充甚麼資訊,才能讓外面的人理解其中發生的事呢?

黃山:從技術層面上說,講述者需要適當了解當地聽眾的背景、慣用的詞彙,他們習慣怎樣理解這些事情。如果是中國大陸的聽眾,就要注意他們如何理解鄉村、鄉村振興,以及城市與鄉村的關係。

另一方面,這個問題也和「香港研究」總體面對的挑戰有關。換句話說,我們如何將這裡的事情講得更broadly relevant。我目前的嘗試是,希望從兩個關鍵字──「情感」(affect)和「空間」,開展對香港的城市空間和社區營造的研究。

因為居住和研究的關係,我對梅窩是有感情的。但這種感情並非是說,某個地方要消失了,我因痛心而行動,想把它保育下來。它更像是我在研究中試圖理解的東西──某種想要對自己的生活環境做點什麼的衝動。我很難claim自己有這種衝動,但會覺得和它有關的問題,對很多香港之外的人來說也是有價值的。而作為一個人類學者,我做的事情是跟隨相關的參與者,去觀察這種衝動會以什麼方式,帶來什麼效果?

以梅窩的社區營造歷程來說,很多時候這些效果是蠻意外的。譬如,有時候你覺得會消失的東西,它只是換了一個地方或以另外的形式生長,且隨著外力介入,保有變化的可能性。譬如你原本以為你會看到非黑即白的東西,但現實就是灰色的,你轉念一想,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的。所以,不斷理解一個地方的過程,也會在不同方向上豐富我們對它的情感,而不只是把它簡化為某種需要被保護的對象,或者具有某種排他的特色。我覺得這種情感底色,有助於打開我們能夠為一個具體的地方/空間做點事情的可能性。我會希望從這些角度,去跟更多人分享香港的經驗。

龍子維:台灣的朋友未必會用「島」或「離島」的視角看香港,因此「為甚麼要用這個視角」可能已經是一件有趣的事。現在的台灣人很喜歡用2019的視角看香港,彷彿2019年之後香港就沒有其他事發生。我被問得最多的,是究竟在離島做甚麼?有甚麼動機?政府會經常監察你們嗎?你們的書有被審查嗎?

「如何與香港以外的世界交流和溝通」,這條問題可以延伸到所有正在做地方誌或口述歷史、正在做看上去規模很小的事的人,他們為甚麼值得關注?

我強烈感覺到,現時台灣看香港的視角是「睇吓你香港點樣死」。置身中美關係之下的一個地方發生了甚麼事──這是一個很糟糕的香港研究視角,沉悶、缺乏生命力,而且裡面的人其實不是「人」,而是一場博弈裡面被審視的「物」。

講地方,就是要讓人看到其中的vibrancy、diversity,以及它如何很實在地對應甚麼東西。即是說,沒有所謂「社會運動」後,回歸到某種所謂「日常」的普通人,他們在做甚麼。在此意義下,香港研究的觀眾也可以是離開了香港的香港人,或者因為各種原因而未必有這種視角看事情的人。

農業研究甚至比香港的地區地方誌更邊緣,香港人本身也不會太關注農業。如果你問我農業的價值,可能就是,有一班人花時間作嘗試,呈現了很vibrant的結果;而且可以與這座城市中其他正在努力的個人互相連結。這會不會是更有意義的,說「香港研究」的角度?

我在(編按:2024年)七月受邀參加一個關於公共空間的研討會,同場有上海、台灣、馬來西亞的朋友分享如何營建空間、如何做社區發展。和新加坡的朋友談到玻璃回收,香港或多或少允許民間自行組織(雖然可能會申請政府資助);但在新加坡,如果不經政府做玻璃回收,會被懷疑是借回收組織社團,另有企圖。

以往香港與其他地區溝通公民社會的議題,交流方式是經常是對方有多少限制、香港有多開明,但現在大家都處境相約;這會否是一種機會,開啟以往難得一見的溝通的機會?

地方誌或其他方式的地方書寫的最大意義,可能是它有真正的earnestness推出富有生命力的研究、論述。如果我們找到方法把一系列的研究和論述集合起來,讓其他地方看見,或許就能衍生出更大的意義。不為抗擊或抵禦,但至少是應對「衰退論」、「發展論」的論述。這些經驗與台灣某程度是共通的,這是我在到外地分享時得到的重要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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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梅窩 #龍子維 #黃山
#地方誌 #口述歷史

【梅窩在某種「發展」觀念的意義上被「閒置」、被「荒廢」,才讓我們看到貌似在邊緣、被遺忘的地方裡,有着奇奇怪怪的生機】手民:梅窩的居民背景非常多樣,有原住民、有後來抵達的華裔、非華裔外來者,也有像你們這樣的新一代研究者、組織者。這些人對土地、...
18/06/2025

【梅窩在某種「發展」觀念的意義上被「閒置」、被「荒廢」,才讓我們看到貌似在邊緣、被遺忘的地方裡,有着奇奇怪怪的生機】

手民:梅窩的居民背景非常多樣,有原住民、有後來抵達的華裔、非華裔外來者,也有像你們這樣的新一代研究者、組織者。這些人對土地、對社區的想像可能完全不同。如何在這麼多力量、利益的角力中找到平衡點,推動所想?你們實際上想推動甚麼呢?

黃山:我的個人經歷以及身份的位置都比較特別。我在中國內地出生長大,後來到美國讀書,又跑來研究香港,算是這個社群裡有點奇怪的存在。不過,這又未必是壞事。龍子維可能需要透過自己的在地身份建立connection;我反而因為與梅窩沒有天然的關係,因此才可以做某些事。我們兩個的位置,恰恰折射了梅窩的光譜,很多人在我們中間,更像我或更像他。我們兩個都能進入梅窩,就已經體現了梅窩這個地方的某種特點吧。

在皇后碼頭的保育運動中,如何在「保育」中賦予某個地點/地方新的意義,非常突出地浮現成為一個問題:在歷史上,皇后碼頭不像天星碼頭,是市民每天使用的地點,主要用於一些儀式性的活動,那麼要怎麼論述它的價值呢?回看當時的材料,其實恰恰是對那個空間的重新佔據和使用,才讓「保育」這種最初的衝動,轉化為最初想象之外的結果。菜園村的情況有些相似──並非要保育、保持一個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更像要保育一種生活或者生命的可能性。

這在梅窩更明顯──至少我進入梅窩時,看到的是眾多可能性,農業甚至都沒有浮現出來成為很中心的議題。到後來,「農業」才成了一個最大公約數,不同人都在其中找到意義和價值。如《再現梅窩》所書,恰恰是梅窩在某種「發展」觀念的意義上被「閒置」、被「荒廢」,才讓這些貌似在邊緣、被遺忘的東西裡面,有着奇奇怪怪的生機,這是我覺得梅窩最有意思的點。

龍子維:香港現在多了因着各種原因而對某地方感興趣、或本身具備特殊知識的人,着手撰寫地方故事或者地方誌。我們在梅窩的研究也可以納入其中。這是以往未有的,它的出現需要某些條件。

這不是「我好x鍾意香港」,我們不需要「好x鍾意」梅窩。就像黃山,他沒有這種情緒,但又不是傳統研究者那種的超然:「超然地」觀察,然後離開,從此與該地再無關係──這種「外來人」的姿態並不需要「進入」社區、在其中作各種周旋。要有想做某些事的tendency,才要面對「進入」的問題。「你是誰」、「你在這裡做甚麼」、「你和這個地方有甚麼關係」是在「進入」後才生出的,然後衍生出「這個人好像有關係」的身位,並開始梳理哪些人叫「原居民」、「本地人」或「外國人」。

要書寫地方,需要有不完全是原居民、但又嘗試深度進入地方的人,並將一個地方的好與不好、矛盾與否攤開。我們嘗試進入、剖開的問題是:一個農村社會走到現在,會是如何呢?梅窩恰巧保留了某些鮮見於香港其他地方的特別特質。

黃山曾短居梅窩,用「不太關事的人」的身份、人類學的眼睛做研究。這是我邀請黃山的主要原因──書寫地方不能只有一個角度。我們這班梅窩研究員因為一個多少有點隨機的口述歷史計劃而聚首,或多或少都參加過香港的土地運動,我們想「說地方」的方式,是超出「地方誌」的,這是我們這個組合生成、寫成《再現梅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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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梅窩 #龍子維 #黃山
#書寫香港 #口述歷史

【籌資並轉型為獨立影展】  正如山形影展前評委崔洋一所強調:「電影節的基本性質由支持的源頭決定。」這裡的「支持」可以理解為資金援助。1990年代經濟不景氣,山形影展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2007年,山形影展從政府資助活動正式轉為非營利組織的獨...
13/06/2025

【籌資並轉型為獨立影展】

  正如山形影展前評委崔洋一所強調:「電影節的基本性質由支持的源頭決定。」這裡的「支持」可以理解為資金援助。1990年代經濟不景氣,山形影展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2007年,山形影展從政府資助活動正式轉為非營利組織的獨立影展。

  山形市提供的資金由1997年的120萬美元下降至2005年的七十六萬美元。山形影展需要重新審視其慣性活動安排,開幕前的放映、旨在收集各地電影訊息的行程等活動相繼取消。大概因為預算被削減,山形影展的官方刊物《紀錄片盒子》(Documentary Box)也終止出版。電影節依賴資金投入維持運作,財政問題對影展制約力大。因此,要了解電影節,必須清楚它的資金狀況,特別是知道哪些機構掌握了財政大權。

  在2007年轉為獨立電影節前,山形影展是山形市的官方活動,預算大部份由山形市政府承擔。山形影展兩年一度,運作周期為兩年,包括籌備年和影展年。山形市政府資助影展年80%的費用,籌備年大部份開支亦由政府承擔。雖然得到其他企業和組織的贊助,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市政府的資助運營。山形影展支出主要分為三方面:選片費用,包括選片人的旅費、字幕開支和獎金;行政費用,包括工作人員的工資和辦公室的租金等;最後,總支出近一半用於電影節的活動,包括租用場地、接待和公關工作。門票和書籍銷售收入僅涉及支出的7%。這些數據清楚表明,山形影展的營運十分依賴市政府的贊助及撥款。

  然而,1990年代,政府資助不斷減少,甚至因為政治因素曾考慮終止資助山形影展。為了使山形影展能在未來持續地發展,有人建議把它改組成獨立電影節,2004年的城市評估報告也強烈建議山形影展獨立運營,山形影展轉變為非營利電影節成為必然結果。山形影展主辦者認為,在突如其來的改變出現之前未雨綢繆,是應對潛在危機最好的辦法。

  2005年開展了山形影展轉為私營的討論,確定轉為私營後,組織的模式成為關鍵。山形影展主辦者曾考慮不同方案,包括成立合法註冊公司、與現有機構合併為股份公司,甚至成立一個沒有任何法律地位的機構。在各種選擇中,非營利機構模式被認為最合適。山形影展的辦公室主任宮澤啟指出,這種模式最能體現山形影展的目的──承擔社會責任,貢獻社會──而且這種模式不一定需要累積資金。山形市也承諾持續提供資助,此舉也加強了山形影展轉型的決心。

  2007年,山形影展正式轉為非營利機構,其後,山形影展的形象亦開始轉變。山形市政府已非合辦者,但文化廳和日本財團等半政府組織仍然繼續資助影展。除了政府部門的資助,亦有非政府部門機構的贊助,例如歌德學院、公益財團法人UniJapan的J-Pitch等。山形影展還得到商界的贊助,如長期合作的放映場館Forum和完美天空JSAT集團。這個現象可以參考張惠兒對香港國際電影節公司化的分析:雖然公司化為香港國際電影節帶來「媒體的廣泛報導」,涉及「政府、商界和電影業的合作」,而且「向投資者和電影工作者傳達了香港電影仍然充滿活力和前景樂觀的訊息」。但是,「實際上,作為電影節的持份者,觀眾的地位已經被電影工作者和贊助商取代,不再處於頂端的位置」。

  但山形影展的情況有所不同,從活動與媒體合作來看,公司化加強了媒體宣傳,比如NHK和VigoFM的報導。由於沒有與電影節配套的市場,觀眾的參與並沒有變成從屬的地位。事實上,山形影展是為山形市民精心策劃的,目的是讓他們了解電影節,這點會在下文作進一步說明。

  2009年,山形影展轉為非營利機構的第二屆,合作單位總數由2007年的八個增加至十八個。愈來愈多團體支持山形影展,意味着它不再是單純依靠地區參與的縣級活動。山形影展成為跨國合作項目,有海外團體如歌德學院、英國文化協會等參與。它們聯合贊助山形影展,確立了一種「跨國語境建設」,各機構在資金和電影上共享資源,在特定環境中發展所長。山形影展擴大觀眾群體,為全球的電影工作者提供交流平台,由跨國人士共同努力,建立跨國的工作環境,提供空間發展具有國際視野的電影和電影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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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樑 #擴展本土
#山形影展 #獨立影展

* 本書作家簡介一欄誤植作者出生年份為1983,作者實於1982年生,特此更正。
** 學者Ruby Cheung的中文名為張惠兒,書中誤植為張惠儀,特此更正。

【展望未來的昔日嘗試】  無法預知未來是人類的共通經驗,但香港人在1989年後對未知將來的憂慮,與其他擔心將來的人們略有不同:香港人的未知與一種確切必然緊密相連,即1997年7月1日政權交接。由簽訂《聯合聲明》開始,香港人都在倒數,益發留意...
12/06/2025

【展望未來的昔日嘗試】

  無法預知未來是人類的共通經驗,但香港人在1989年後對未知將來的憂慮,與其他擔心將來的人們略有不同:香港人的未知與一種確切必然緊密相連,即1997年7月1日政權交接。由簽訂《聯合聲明》開始,香港人都在倒數,益發留意時間流逝。主權移交前的香港,並非「時光飛逝」而是「時日無多」。一種「即將完結」的感覺尤為強烈──新千禧彷彿提早降臨。

  主權移交的日期一早定下,但人們卻無法預知它意味着甚麼。確定且可知的是其形式而非內容。面對這些情況,有些藝術家創作了一些嘗試展望日後的作品,以未來完成式提前勾勒後九七香港。

  在芸芸展望日後香港的作品中,半現實主義作品大概最為乏味,如劉宇一在1993年至1997年間創作的《良辰》,可以視為官方理想中的政權交接儀式。畫中包括鄧小平與一批經過精心挑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和親中政界人物,正在慶祝回歸。鄧小平在劉宇一開始作畫時仍然在生,但他卻無法活到畫中呈現的1997年。《良辰》與其他包含大量人物肖像的畫作一樣,構圖充滿沙石,也欠缺戲劇統一。眾多人物在中港地標
合成的背景前列陣,中國地標在左、香港地標在右。畫中的天安門清晰可辨,舉行主權移交儀式的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亦然。

  當作品採用了現實主義手法預示將來,現實的後續發展很容易令它失去可信性。相對於體現中國官方關於香港回歸論調的《良辰》,香港前衛藝術家觸及九七題材的作品,傾向於避免表示完全了解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舉例來說,榮念曾的《星》(1994)以諷刺手法指涉文化大革命(或至少是共產中國),暗示對主權移交的恐懼。作品刻意誇張地表達了香港的未來可能包括甚麼,同時嘗試以幽默與含糊的手法淡化焦慮,希望藉此幫助香港人作好心理準備面對日後。

  《星》是一座十二米高的紅色半截五星,在地平線上既似初升亦像下沉。裝置在1994年1月、2月間展出約一個月,位於香港文化中心與香港藝術館之間的海濱當眼處,這個地點清晰地給予作品一個外來者、入侵者的身份,為畫廊的白盒空間所不能。展出地點無疑提升了作品的意義,展出的時間亦然。與劉宇一的《良辰》不同,《星》造出來是為了在主權移交的事前而非事後觀看。它是一個不祥預兆、一場提早舉行的虛假派對,而不是一種紀念。

  我們可以比較《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普普」藝術創作,如王廣義、余友涵、李山等的作品,這些藝術家也在九十年代的創作中用上了毛澤東時代的意象。然而,中國政治普普藝術家解構毛澤東時代意象的目的,是為了評價及確定自己已經超越了一個他們曾經生活過的時代;榮念曾則主要表達對香港未來的恐懼。在時間軸上,榮念曾的主要方向與這批中國藝術家剛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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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大衛 #香港藝術
#主權移交 #劉宇一 #榮念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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