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大學線》U-Beat Magazine, CUHK,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Sha Tin (2025)

Q: What is the address?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02/06/2025

全港大約有一百名聽障大專生入讀八間受資助的院校，他們表示，在大專階段面對的學習困難比中小學更大。雖然政府有特別撥款給院校，提供支援給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但聽障學生認為，校方對聽障學生的支援並不足夠，未能針對他們的實際需要。

有院校資助學生使用即時翻譯軟件，幫助聽障學生理解課堂內容。為甚麼聽障學生覺得這些措施沒有真正幫助他們？就讀這些院校的聽障學生曾多次向校方爭取手語傳譯人員但不成功，為甚麼出現這個狀況呢？他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支援呢？

採訪：李浩輝李灝斌葉正朗
#聾人 #大學生 #手語傳譯 #大學線

01/06/2025

【星光大導】
歷史悠久的海運戲院結業，勾起不少影迷回憶的同時，亦反映電影市道低迷。業界人士形容今年是香港電影業的冰河時期。港產片開拍數目逐年下降，2024年僅開拍11部。

行業不景，新導演機會更少，不少新導演拍完首部作品後，很難找到機會或資金繼續創作。與此同時，本地幾個獨立電影節先後失去政府資助或停辦，包括已有29年歷史、被視為香港導演搖籃的IFVA去年亦宣布停辦。有志投身夢工場的年輕人機會越來越少，他們對香港電影的未來還有甚麼憧憬？

採訪｜林碧欣許嘉恩楊凱利郭芯瑜
#香港電影 #電影節 #新晉導演 #大學線 #星光大導

30/05/2025

【球場 · 求場】
香港體育場地不足問題討論多年，康文署耗資五億發展的「康體通」租場系統更常常為人詬病。運動愛好者投訴「一場難求」，「炒場」風氣仍然盛行。有市民說，足球場的「炒價」高達一千元。到底「炒場」現象是系統的問題，還是場地不足的結果？

體育場地不足對運動發展又有沒有影響？近年不少在香港開始推廣的新興運動，同樣面對場地不足問題。香港閃避球隊水準位於世界前列，但大部份球隊只能四處找街場練習，訓練質素受影響。

另外，啟德體育園在五年內落成啟用，但一些已經規劃了二十多年的體育場地項目，直到現在仍然未開展。為甚麼會出現這個現象？場地不足的問題又有沒有其他方法解決？

採訪：鍾靈、李巧程、戴尚瑤、覃梓敬
#香港體育 #閃避球 #炒場

29/05/2025

【外賣完】
多區Keeta外賣員近日接連發起罷工，不滿平台降低單價。他們投訴，自另一個外賣平台戶戶送（Deliveroo）四月初撤出香港後，單價下降了兩成。他們又要求平台取消搶單制度。究竟平台設立的各種賞罰機制如何影響外賣員的工作呢？

政府日前表示，會考慮立法，加強保障平台工作者。有學者認為，外賣市場競爭減少，容易出現壟斷，可能進一步影響外賣員的議價能力。平台搜集了大量數據，處理方式不透明，情況值得關注。當平台經濟繼續發展，對外賣員、顧客和餐廳的利益有甚麼影響呢？

採訪：蔡穎茹鄧凱雯鄭戎惠林祉溢
#外賣員 #追討 #大學線

29/04/2025

【採訪手記 Podcast】
2013年，講述一名男子與人工智能發展出戀情的電影《觸不到的她》（《Her》）像天方夜譚。但到今天，在內地社交平台小紅書上，能找到不少相關帖文。短短十餘年後，科幻電影已成寫實。
初次認識到人機戀的記者，在今集Podcast分享採訪見聞。訪問前，以為受訪者必然在感情上有創傷，才會從AI身上尋覓愛情，卻發現不然；AI儲存空間不足，有時會忘記曾輸入的內容，但人也會遺忘。人機戀本質上有什麼分別？記者們訪問中大哲學系教授陶國璋，他解釋人與人相處需要磨合，但人類對AI的感情卻是單向的情感投射。

即上《大學線》Youtube / Apple Podcast / Spotify 收聽完整版👂🏻

YouTube: https://youtu.be/1pKf1FcwJPQ
Apple Podcast: https://bit.ly/4jmvWeq
Spotify: https://bit.ly/42uxHAi

28/04/2025

【荷蘭高教預算緊縮拒「國際」於門外】⁣
報道連結：http://bit.ly/3EzIg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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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教育，而非戰爭」、「沒有知識就沒有將來」等標語寫在一個個紙牌上，於4月10日荷蘭南部城市蒂爾堡（Tilburg）被高高舉起。蒂爾堡大學的教師、學生今天沒有出現在課室裡，而是紛紛上街，衣服皆掛著象徵罷工示威的紅色小方布。平常寛闊的街道，多了一支遊行隊伍。帶頭的人喊著口號，一呼百諾，抗議荷蘭政府削減高等教育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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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月，荷蘭前教育部長戴克格拉夫（Robert Dijkgraaf）離任前向議會提交法案，提出下調高等教育的預算，及限制國際學生人數、削減招收國際學生預算等一系列「平衡國際化」政策。此舉引發荷蘭師生不滿，自去年來荷蘭各大學罷工不斷，由大學教職員和學生組成的抗議組織負責策劃。面對高等教育界一致的反對聲音，法案仍於今年4月8日由國會上議院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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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攝影｜林藹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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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是新聞與傳播學院三年級生，現正於蒂爾堡大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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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素來以高等教育國際化而聞名，每年吸引不少國際學生赴荷攻讀大學。據荷蘭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4年，荷蘭高等教育體系的新生中有四分之一為國際學生，相較2006年，國際生人數比例增長近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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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則寫予荷蘭國會下議院的信中，前任教育部長戴克格拉夫將法案命名為「平衡國際化進程」(Balanced Internalisation)，宣稱減少國際生人數，能避免學生宿位供不應求的問題，同時保障荷蘭籍學生選修英語課程的機會。現任教育部長布魯因斯（Eppo Bruins）認為這項削減措施是「非常痛苦但必須的」。法案中提及，國際生人數要減至原本的三分之二，他指出目前國際生數目超出荷蘭負荷，透過削減招收國際生預算，能為荷蘭政府節省約一億六千萬歐元（約14億港元），限制國際生數字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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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減12億歐元經費院校需節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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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荷蘭政府計劃削減20億歐元的高等教育預算（約175億港元），同時對延遲畢業時間的學生施加每年三千歐元（約二萬六千港元）的罰款。自法案面世，爭議四起，多所大學舉行「接力罷工」的示威行動。半年後，新方案改為削減12億歐元（約105億港元），並取消延畢罰款，但維持削減學術研究撥款和招收國際生預算。屆時，各院校將需要重整資金分配、開源節流，可以想像將會引發裁員、減少研究活動、刪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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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憂裁員潮學術研究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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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y和Kate為荷蘭籍大學教師，二人分別於2017年及2022年入職蒂爾堡大學，教授文化研究。作為教職員，他們最為擔心的是被裁員。自去年法案通過，荷蘭已有多所大學解僱年資較短的員工，當中包括不少知名院校如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特文特大學（University of Twente），更有個別大學解僱人數佔員工總數四分一。Jenny認為政府向高等教育界「開刀」實屬荒謬，此舉必定會導致人才流失。她形容，「整體削減12億經費，等同荷蘭十三間傳統研究型大學中，要倒閉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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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有限亦令學術研究受阻。Kate擔心不少研究項目將會半途被中止，尤為風險高、回報低的研究，如生物醫學技術相關領域。可預視資金減少後，研究數量或會大幅下降，進一步削弱荷蘭的學術地位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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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以外，本科學生也會大受影響。Kate提及，一些較少學生報讀的學科或會面臨殺科之危，不只影響科目的多元性，更阻礙學生訓練批判思維。Kate說，在荷蘭，人文學科如歷史系、哲學系較冷門。她認為人文學系講求學生的個人見解，讓學生發展批判思考，讓學生在人工智能漸趨成熟的年代裝備自己，才能免於被人工智慧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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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授課或遭刪減為國際生佈下柵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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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ie來自愛沙尼亞，是蒂爾堡大學網絡文化系的三年級學生。該學系內容包括跨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媒體文化的發展，學術文章大多以英語撰寫，大部分課程亦以英語授課。三年前，Kalie離開熟悉的出生地，特意來到荷蘭攻讀學士課程。她認為荷蘭英語使用率高，學費亦較相鄰英語系國家相宜，對國際生而言吸引。Kalie說：「在愛沙尼亞我們也會說英語，但若你想在企業工作也使用英語，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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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國際生人數以外，法案更提出，以非荷蘭語為唯一授課語言的學士課程，只能佔整體課程三分之一。部分原為純英語授課的課程將加入荷蘭語，部分更轉為僅以荷蘭語授課。而且，規定以英語為單一授課語言的課程，必須經過特別委員會的批准才可開課。以蒂爾堡大學為例，現時五個學院合共提供29個學士課程，其中近一半僅用英語授課。屆時法案生效，這些接受英語授課的學生中有一半或許要另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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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ie坦言，網絡文化系在她就讀的院校並不熱門，學系只有約70人。她相信，法案落實後，學校在考慮刪減科目時，網絡文化系將會是首當其衝。她希望在畢業後繼續進修，期望日後在荷蘭居住。她認為教育系統以外，全球職業市場亦持續地向國際化發展。得知法案內容主張授課語言及師資邁向單一化、重回本地化，她感覺自己不受荷蘭歡迎，「（荷蘭）像是想要把國際學生趕盡殺絕。」對荷蘭要控制國際生人數的舉動，Kalie感到不解。她認為要解決人手和設施供應不足的問題，政府應從資源供應著手，而不是嚇退國際人才，在全球化盛行的時代，反而逆其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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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之減所為何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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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任教於荷蘭一所應用類大學，法案中雖沒有清楚列明會否影響應用類大學，Jos仍然覺得必須出席示威。他認為削減高教經費十分短視，「這是一件無比愚蠢的事」，Jos帶點怒氣地說。他批評政府沒有作全盤考慮，也沒有預視法案會帶來的後果，唯一關注的是省下來的金錢，並將其用於國防軍備資金。他說，荷蘭政府只注重軍事硬實力，忽略高等教育軟實力，是外強中乾，「在教育的錢兜裡拿錢，就是在破壞國家的未來」。對於推動政策背後原因，Jos質疑這只是個出於政治考量，「我由衷地認為這是一項右翼政黨的法西斯主義（Fascism）行為。」Jos概括說，政府是打著開源節流的旗號，趁機打壓高等教育。而最終當荷蘭教育競爭力下跌、國際人才外流，便是窮途末路，任誰也無法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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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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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來荷蘭交流的時間過了一半，在蒂爾堡看到荷蘭人聚集起來的場面可算是少之又少。蒂爾堡是個較寂靜的城市，除了三月初的嘉年華，這是筆者第二次看到荷蘭人，連同「外國人」一鼓作氣，認真地、團結地去做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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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得知罷工消息是收到學校電郵通知，表示校方全力支持活動，大學的辦公時間亦配合改為全天關閉，鼓勵師生一同抗議。於是，筆者身為交換生，雖置身事外，但也想一探究竟，畢竟每天都與不少國際生一起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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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活動於早上十一時開始。筆者提早半小時到場，出發前抱著緊張的心情，想像著人頭湧湧的場面。然而，甫走到活動集合地，迎接筆者的是空蕩蕩的平地，只有一個尚在準備的演講台，數個臨時攤位寫上了「薯條和飲品」、「示威告示製作」。為了切身體會，筆者成為了「光顧」示威告示牌攤位的第一人。示威牌子寫好，筆者站在人群中等待學生組織的演講。面前的示威者，一手拿著薯條，一手拿著飲品，沒有留下一隻手舉示威牌子。原以為示威會有的嚴肅、凝重氣氛，最後卻是放鬆的。蒂爾堡的市中心很小，加上遊行路線很短，大概像繞維園外圍數圈，所以示威總時長僅約二、三十分鐘。示威過後，荷蘭人習慣以派對作結，播著音樂、吃著零食、說著笑便宣告完成。因此結束時，筆者感到有點不習慣、不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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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爾堡的示威完結了，荷蘭其他大學繼續接力罷工。筆者雖然不清楚當權者提出法案的真切因素，但從示威者的口吻中，能聽出人民對是次法案的厭惡。除了法案本身，更多的或許是憤怒——對於一個不為人民、不為社會將來設想的政府懷抱的怨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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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香港，香港的大學也同樣面對「開源節流的難題」。香港政府財政赤字已過千億，而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的其中一項紓緩方案，同是向大學「開刀」。各資助大學首次需向政府回撥儲備，未來三年將每年削減資助大學撥款百分之二，學費亦會於明年起三個學年平均每年加百分之五點五。看來當政府要紓解財赤之時，各大學也逃不過要一同共渡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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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線 #海外來鴻 #荷蘭 #高等教育 #削減預算 #荷蘭大學 #集會 #示威

28/04/2025

【新秀新論｜從中大學生校董選舉，看關心校政之必要】⁣
報道連結：http://bit.ly/4lKN2U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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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兩周前宣布首次學生校董選舉結果。根據規定，選舉最少須獲10%或1000人投票方為有效——本科生代表唯一候選人梁頌汶，因投票率只達 2.5%（466票）落選，研究生候選人王戈揚則成功當選，但投票率亦僅達 10.9%（1,064票）。而在約14日競選宣傳期內，由學生事務處舉辦的本科生候選人見面會上，線上線下亦只有約50名同學參與，筆者也少見身邊同學主動關注選舉，不少人更表示從不知道有校董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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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董」、「校政」等議題也予人複雜且遙遠之感，筆者亦曾因而抱持「與我何干」的態度，自覺無力改變現況。但若嘗試花時間了解制度歷史、細節與中大莘莘學子的關係，你我或會明白手中所握選票之重、關心校政之必要——原來我們尚有可作為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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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顏筱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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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屆學生校董選舉前，中大是全港唯一未設學生校董的教資會資助院校。回顧歷史，中大學生進入校董會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場學生、校方、政權之間的拉扯。⁣
早於2009年，中大參照審計署建議進行管治檢討，並成立校董會重組專責委員會，其報告指出學生是人數眾多的政策受眾，建議加入兩名經互選產生的學生校董。中大於是著手完成校董會重組的「修訂規程」草擬工作，其後決定由「大學校董會委任的大學學生會會長」擔任本科生代表，研究生界別則自行推選代表，於2013年提交草案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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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草案限制學生代表須「全時間修讀中大認可課期為期不少於12個月」，即摒除一年級生擔任學生校董的資格，並且須由校董會另行委任、不得參與審議保留事項如開支預算等，當時中大學生會提交意見書表達不滿，認為草案對同為中大本科生的一年級生不公平，亦破壞學生代表參與校政和監察校董會的功能。在大部分議員均對草案有保留下，中大被要求重新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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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校董會2016年再次成立專責小組加快改組，而小組諮詢文件總結同樣建議增設學生校董代表；2015年起接連兩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內閣「野草」及「星火」亦表達願爭取學生代表加入校董會，但中大此後未再就校董會改組修訂任何條例。學生進入校董會看似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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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16年　校董會終有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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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2023年，三名出任中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張宇人、鄧家彪及劉國勳因不滿中大管治，聯名提出修訂《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的私人草案，當中採納2009年、2016年專責小組建議，增設民選學生代表席位。但方案爭議主要聚焦新增特首委任成員、調整校內成員數目至校外成員數目的一半等，立法會對增設學生校董部分未有太多討論，最終草案於立法會三讀通過。由全體本科生一人一票普選產生的學生校董代表，歷經16年，今年終於從報告上的文字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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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香港中文大學條例》（《條例》），2013年學生會列出之學生校董代表限制仍然存在，2023年修例內容可謂原地踏步，與實現真正學生自治仍有距離。或許我們仍可像當年學生會般批評《條例》「閹割學生校董地位」，但筆者認為，既然以往追求多年的民選學生代表終獲許以代議士身分進入中大最高管治架構，有份管理及控制中大事務、方針及職能，並以同學權益前提與校方議政，中大學生作為校園最大持份者，實應關心這場直接貼身影響每位中大人生活的選舉，體現民主、實現「員生共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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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自2021年後，具50年歷史的中大學生會宣布解散，從此中大再無具認受性的學生組織。即使翌年各書院學生會成立「聯書院學生會工作小組」以重建學生會並提供發聲平台，中大人參與校政乃至時政的渠道仍然狹窄。筆者樂觀認為，學生校董代表或可在窄縫中為中大人提供新參政空間，再次凝聚中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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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因本科生校董代表唯一候選人落選，根據選舉規則，中大將於不少於6個月後安排重選。雖然我們難料下一位候選人是否符合我們期望，但無論票投「信任」或「不信任」，願我們把握每個尚可發表意見、投票的機會，堅持保有對未來的希望，以關心取代不作為，讓民主不致被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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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線 #新秀新論 #中大學生會 #中大校政 #學生校董 #中大校董會 #校董代表選舉 #中大校政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27/04/2025

【乾一杯本地製造酒水　用酒精、氣泡說好香港故事】⁣
報道連結：https://bit.ly/4jonP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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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杯！」杯觥交錯間，香港本地製造的酒水並不常見。原因無非製造成本高，人力、物力和租金皆昂貴，不少企業將廠房搬移至勞動力低廉的地區，例如位於沙田的太古可口可樂廠現今僅為裝瓶廠，而非真正製作可樂的廠房。但近年仍有中小企業勇於逆市創立本地酒或汽水品牌，熬過疫情後依然立足本地市場，並向海外推廣本土味道，用酒精、氣泡說好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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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連麗瑶　編輯｜劉頌恩　攝影｜劉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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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歲的Kit是丹丘蒸留所創辦人，16歲時到英國留學，愛上外國飲酒文化，在香港和英國都擔任過調酒師，有近26年的調酒經驗。Kit認為香港沒有一種具代表性的酒，「蘇格蘭有威士忌，墨西哥是龍舌蘭酒，法國是紅酒，那香港呢？」他在2021年投資約50萬元，於火炭自設1500呎廠房釀酒，選用本土食材，希望做出代表香港的氈酒。同年，他在荃灣南豐紗廠開設試飲室，在疫情中尋找商機，並以此推廣品酒文化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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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丘」一名取自於李白《將進酒》的「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李白常與好友元丹丘二人飲酒作詩，而「丹丘」古義是神仙居住之地。Kit希望品牌也可像唐詩般流傳經年，用酒精記錄香港的味道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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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原材料入酒　撐本地老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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氈酒源自於荷蘭，原為蒸餾藥酒，經改良後於英國廣為流行。Kit形容氈酒為一張白紙，充滿可能性，可融入香港味道。他選用香港人的清香夏日共同回憶——白蘭花，在2018年正式推出「白蘭樹下」氈酒。酒內13種材料當中，有五款來自香港，如旺角上海街「永利檀香莊」的檀香、西營盤「同昌海味」的陳皮，及九龍城「茗香茶莊」的龍井茶葉等。Kit對愈來愈多本土老店消失感到惋惜，希望透過支持老字號，保留香港的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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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氈酒首先需要將材料浸一至兩日，再透過蒸餾器將酒精和水分離，吸取更高濃度的酒精，需時約一個月。Kit坦言本土製造不容易，由於香港的環境、氣候、技術等局限繁多，不適宜釀製品質好的氈酒和威士忌，於是他決定在荷蘭和北海道設廠，但氈酒外的產品均於火炭廠房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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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品牌旗下另一個系列Thence，意指from here，使用本地農作物如檸檬、草莓和蜂蜜製作，亦曾在中秋節將本地碌柚葉加入酒，為港人提供月餅以外的送禮選擇。但本身熱愛種植的Kit表示，香港環境、氣候和技術有所限制，不會因為追求「香港製造」的名銜而勉強使用不當造的本地食材，以免降低質量，「我們理智地想，首先不要毀滅『香港製作』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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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目標是將香港產品帶到全球，旗下產品已銷售至新加坡、台灣、泰國、英國等地。丹丘蒸留所更與日本北海道政府合作，以「公建民營」模式，在北海道營運酒廠製作威士忌和氈酒，預計今年可推出首批氈酒。計劃由北海道政府資助，丹丘蒸留所須定期開放酒廠供大眾參觀並協助北海道政府釀酒。「白蘭樹下」會沿用香港本地材料，而威士忌則會用日本和蘇格蘭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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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球結緣　釀手工蜂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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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夜霧由Nico和Mabel創辦，二人相識於中大欖球隊，亦喜歡品酒。Nico曾在本地釀酒廠打工，畢業時她釀製了一瓶酒送給隊友，自此萌生創業念頭。後至2021年2月疫情期間，在沒有任何宣傳下，品牌首次參與年宵市集，有客人當場訂購三十支蜂蜜酒，為二人日後創業之路打下強心針。Mabel指品牌主攻女性市場，主打易入口、低酒精濃度的手工蜂蜜酒，現時亦有三成為男性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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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el坦言最初是「盲舂舂」，全憑對酒的喜愛和一腔熱血，二人就投資二十萬元於葵涌開設酒廠，機器從行家頂手，兩年後才達到收支平衡。起初她們多以快閃形式於各市集及商場售賣，後來為讓更多人認識品牌，以及實現在海邊開餐廳的夢想，便開始物色舖位。她們發現尖沙咀天星碼頭一塊空地當時只供政府作展覽場地，於是「膽粗粗」租下來，於2023年開設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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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百本地蜂蜜　顯本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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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酒於香港鮮為人知，不少人誤以為只是蜂蜜混合啤酒而成。她們解釋，蜂蜜酒實則是由水、蜜糖和酵母發酵三星期而成，她們堅持採用本地百花蜜，不添加白砂糖，僅帶蜂蜜的天然清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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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el表示若有能力承擔成本，盡量都會用香港食材。除了蜜糖，製作咖啡口味蜂蜜酒的咖啡豆也是從本地小店進貨。現時一支蜂蜜酒售價為68元，雖然使用本地材料的成本會高出四至五成，部分成本亦須轉嫁消費者，但Mabel相信只要是真材實料，總會有人願意支持。然而採用本土材料也有限制，比如本地果汁多含額外添加的糖份，她們最終只能從貴價高級超市中選用一款德國製100%純果汁，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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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釀造的蜂蜜酒融合多種香港特色口味，如「凍檸茶」、「菠蘿冰」等。創作靈感源自生活，Nico唱卡拉OK時愛點雜果賓治，於是加入橙汁、菠蘿汁及紅石榴糖漿釀成「雜果賓治蜂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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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日照夜霧有九成客戶為本地人，但產品在昂坪360及長洲等旅遊景點亦廣受遊客歡迎。Mabel稱外國遊客喜歡具香港特色的產品，包裝設計特意選用中文字，也不忘加上一句英文註明「Proudly Made in Hong Kong（香港製造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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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述過去五年創業經歷，二人常說「一旦錯過，就再沒有機會了。」五年來面對過很多未知數，如在搬廠和開酒室之間掙扎了一段時間，後來卻誤打誤撞找到合適的舖位，也只有咬緊牙關堅持下去。Nico笑言，創業最大的困難是資金不足，希望政府可多支持本地小店和製作。以往她們曾向政府工業貿易署申請「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前兩年雖成功申請，減輕些許重擔，今年卻被拒批資助，追問當局後僅獲回覆「不合乎資格」。即使以往申請成功，往往需時半年至九個月才獲發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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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準市場空缺　疫情轉製本地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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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歲的Adrian和Edward在2021年9月投資300萬元，於牛頭角工業大廈的閣樓開設4000呎廠房，月租六萬元。起初只做飲品代工生產，但遇上疫情高峰，生意最差的時候銷售額急跌九成，一個月最多只開動機器一至兩次，兩人當時沒有收入，險些連租金都交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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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酒精飲品近年成世界趨勢，外國流行Sober Curious（即不再過度攝入酒精），人們也愈來愈追求健康，Adrian看準市場空缺，在2022年5月成立「閣樓釀造」，發展香港當時罕見的本地精品汽水品牌。二人選擇由熟悉的本地市場起步，了解市場運作後再拓展海外外地，目前每個月平均可製造六至八萬罐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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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製造是一種情懷，亦是信心保證。二人自覺有責任支持香港製造，因此與本地農夫合作，例如用上水古洞農場的香水檸檬製作「有汽香水檸檬鐵觀音」。Adrian認為其品牌的競爭力在於客制化，可大膽研發新奇口味。他們曾與上海生煎包餐廳「堅信號」合作推出一款改良自酸梅湯的青瓜烏梅梳打，亦曾參考麻辣火鍋湯底，用花椒、肉桂和豆蔻等香料製作出麻辣薑汽水。他補充，品牌亦在包裝字體及顏色設計花心機，展現懷舊香港風格，有效吸引喜愛亞洲文化的外國人，他們一般願意以更高價格購買本土製造汽水，二人希望閣樓釀造能進一步成為外國人眼中的香港手信，取代連香港人都沒有吃過的曲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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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直言港人對本地製造看法兩極，要麼盲目支持，要麼嫌15元買一罐汽水太貴。近年經濟環境低迷，Adrian稱過去不少可寄售汽水的本地小店均已倒閉，原本願意免除上架費以引入本地品牌的超級市場，亦因市道變差而減少售賣非必要商品，結果需下架。Adrian指一般超市上架費、宣傳費等隱形支出數目龐大，即使在超市上架，品牌到頭來也會一分錢都賺不到，現時的銷售渠道包括便利店、餐廳和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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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開拓本地以外市場，現時閣樓釀造的汽水出口到台灣、美國、歐洲多地，並考慮今年年中於日本開設酒吧，預計需要投資600萬，希望能突破本地市場，帶著香港味道衝出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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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製造市場有需求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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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大埔的Hoper酒吧2023年主動引入本地品牌的飲品，現時亦有售賣閣樓釀造、日照夜霧的產品。負責人Heidi表示，這類飲品味道罕有且適合香港人口味，「就像鐵觀音混合檸檬，外國人不會有這種概念，也不會用黃皮等材料釀酒」。雖然本地製造品牌價錢較昂貴，但仍有不少顧客願意嘗試並支持，甚至有外國人指定想試飲這些香港特色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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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線 #本地製造 #丹丘蒸留所 #白蘭樹下 #日照夜霧 #閣樓釀造⁣

27/04/2025

【温柔而堅定　以信念守護工友——專訪工權會總幹事蕭倩文】⁣
報道連結：https://bit.ly/3Ru5O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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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更正：
第三段「蕭倩文陪伴遺屬到殮房」應為「蕭倩文陪伴遺屬到停屍間」

*圖五更正：
第二段「當時她已是兩女之母」應為「當時她已是一女之母」

2022 年 9 月 7 日，秀茂坪安達臣道房協地盤發生天秤倒塌意外，造成 3 死6 傷。事發當日，工業傷亡權益會（簡稱工權會）總幹事蕭倩文在意外地盤奔走大半天，翌日，又陪同工傷家屬到來拜祭死者，並接受傳媒訪問。訪問中的她容貌嚴肅，交代恩恤金安排時思路清晰，回答提問時冷靜從容，身處觸目驚心的意外現場，她總是表現出不慌不亂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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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個在公眾面前臨危不亂的總幹事，在鏡頭背後時常帶著親切的笑容，談吐幽默，她形容自己性格樂觀也性急，「我有時是一個心急的人，所以我寫了『謹言慎行』四個大字，放在辦公桌前提醒自己。」她說完便開懷大笑起來，與在新聞報道上看到嚴肅、認真、冷靜的那個她形成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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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謝天渝　編輯｜馮穎舒　攝影｜謝天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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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倩文面對生死時的沉著冷靜，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在處理一宗又一宗工業意外的過程中，逐漸磨練出來的。最初的她，連死者遺體都不敢直視。2009 年 9 月 13 日，環球貿易廣場發生致命工業意外，有六名工人在 27 樓升降機槽上的工作平台清潔時，工作台突然倒塌，六人急墜至 10 樓後傷重不治。當時剛入職約七個月的蕭倩文陪伴遺屬到停屍間，她站在冷冰冰的屍體前，只敢盯著死者那雙佈滿灰塵的安全鞋，始終都沒有勇氣直視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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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不敢面對這些生死、遺體的東西，看都不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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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倩文指，入行前雖已作心理準備，但真正面對生死時仍需時間適應。在累積更多處理工傷事故的經驗後，她對生死再沒如過往那般的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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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面對愈來愈多（個案），就沒有甚麼害怕（的心情），也沒有甚麼需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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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人者或難自度　靠照片解開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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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職工權會16年，雖然蕭倩文如今已身經百戰，能沉著應對各種工傷意外，懂得如何安撫家屬。惟其冷靜的外表下，亦曾有過遺憾，經歷過自我懷疑的時刻。蕭倩文從小就由母親照顧，母女關係十分密切。然而在 2014 年，蕭母因肺癌離世，享年 62 歲，這帶給蕭倩文沉重打擊，那時她才發現，即使平日處理那麼多死亡個案，當至親離開時，自己依然無法坦然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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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日都目睹過這麼多死亡，但到我家人離開時，真的面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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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離世也讓蕭倩文更能體會工傷遺屬的悲痛，將這份理解轉化為工作的動力，以自身經歷勉勵家屬走出陰霾。她在辦公桌旁貼滿已故至親的照片，看着這些照片，便覺得很親近，彷彿親人從未離開過，她也經常鼓勵家屬這樣做，讓思念有個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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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接連有工友因意外離世，蕭倩文每次處理完工作後，內心也有情緒。她笑指以前和丈夫偶有小酌，但近年丈夫戒酒後，她也少喝了，改為更常在工權會社交專頁撰寫「總幹事手記」來抒發心情。不過，她直言上載手記也有推廣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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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大家（透過總幹事手記）對工權會的印象更深刻，更了解我們在做些甚麼，透過一些人性化的手法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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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心插柳成就今天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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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倩文並非一開始就立志成為工傷權益的捍衛者，是無數看似不經意的選擇，將她引向這條見證生死、撫慰傷痛的路。她於 1983 年出生於廣東順德，六歲時遷居番禺，17 歲隨母親移居香港，與父親團聚。她中學畢業後，升讀與社會政策有關的高級文憑，其後因冀從事社福界的工作，曾在非牟利機構樂群社會服務處工作一年，主要協助綜援人士配對就業，其後再入讀香港理工大學的社會政策及行政（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不過，她坦言當時對選擇專上課程並不熟悉，笑言若可回到當時，或會修讀社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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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蕭倩文大學畢業後，目睹身旁的同學紛紛成為公務員、老師等，她卻毅然轉換跑道，在資訊科技公司任職行銷及銷售實習生。半年後，她發現自己始終鍾情與人接觸的工作，便決定重返社福界。當時適逢社會有設立最低工資的討論，她甚感興趣，促使她朝勞工方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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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倩文憶述：「當時無意間看到工權會的招聘廣告，覺得自己符合條件——就是沒什麼要求。」她又在網上見到一張工權會同事們的照片，覺得他們很可愛，讓她感覺很溫馨，就像一家人，加上工作地點離家近，便決定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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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工作富意義　每天充滿新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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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 月 23 日，正是農曆年廿八，有五名紮鐵工人乘搭新界的士上班，卻不幸遇上嚴重交通意外，走上不歸路：一名酒後駕駛貨車司機，駛至落馬洲時，失控越線猛烈撞向該輛新界的士，的士上五名工人及司機當場身亡。當時正值蕭倩文正式上班前夕，她在電視上看到意外現場的畫面，想到即將可成為畫面上的工權會團隊一員，能夠實際幫助傷者家屬，內心頓時充滿了正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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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工權會時，蕭倩文覺得每天都充滿新鮮感。從接觸工傷者家屬、陪同家屬前往殮房、到醫院探訪傷者、倡議政策、舉行職安推廣活動等，形容工作範疇之廣「多如繁星」，讓她印象深刻，即使學習了四、五年，依然會發現有學不完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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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處理突發工作　曾萌生辭職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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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朝九晚五的辦公室工作不同，工業意外往往無法預料，工權會成員接獲通知後，便要馬上處理突發情況，隨時隨地奉召到場支援。蕭倩文憶述，有次下班買菜後坐巴士回家，途中突然接獲屯門發生工業意外的通知，當時約六點半。她立刻下車，趕往屯門醫院協助傷者及家屬。工作了一個多小時後，回到家已經八時多，晚飯時間已過。那刻她感到有點氣餒，把菜扔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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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好像沒有了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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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已是 2019 年，是蕭倩文在工權會的第 10 個年頭，面對著日復一日、隨時候命的工作，她往日的熱情漸漸被磨蝕，對工作感到疲累，加上當時她已是一女之母，眾多且即時性強的工作讓她分身不暇，即便是週日帶女兒去公園玩耍，她也得抽空在旁寫新聞稿，工作與家庭無法平衡，讓她萌生辭職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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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就想，是不是還是這樣？是不是也要想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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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總幹事突離世　從此擔起工會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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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蕭倩文找到新工作，下定決心向時任工權會總幹事陳錦康提出請辭之時，陳突然中風入院。那刻她吞回請辭之言，打算留在工權會工作多半年，待陳康復後再談。始料不及的是，年僅六十的陳錦康入院不足一個月後便撒手人寰，結束 36 年的總幹事生涯。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她徹底打消辭職的念頭，更在工權會群龍無首之際，因她經常跟隨陳錦康外出學習之故，而被推舉為新任總幹事，至今已經五年多。面對被其他成員委以重任，她卻無所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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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我自己不怕，大膽一點，能頂得住壓力……且陳先生都好像當我們是一家人，所以我覺得要（與工權會）共度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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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康突然離世，工權會頓時失去陳原有的人際網絡。蕭倩文需由零開始，像「織蜘蛛網」般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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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權會遍布生活足跡　時刻不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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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倩文的家庭生活與工作幾乎密不可分，無論何時她的生活都總會出現工作相關的痕跡。有時蕭倩文一家週末郊遊，也會相約工傷遺屬同行。她憶述，早前她曾帶同 2022 年安達臣道天秤事故身亡的電工許文明之遺屬——許氏姐妹一起遠足。訪問期間，她翻出手機裏的照片向記者展示，相片為蕭倩文的兩個女兒和許氏姐妹，與工權會同事一同登山的溫馨場景。儘管蕭倩文工作繁忙，其丈夫也理解她的工作，與她有明確家庭分工：丈夫負責輔導女兒功課，她則抽空陪伴女兒，加上家中的外籍傭工，家庭裡互相補位，讓她可全心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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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到蕭倩文私下一直想做的事，她坦言想練好英文，好讓她在面對訪問時能更流暢。不過，她也隨即自我調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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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都是為了工作，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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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礪往前　推廣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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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權會於 1981 年成立，蕭倩文加入工權會至今已 16 年，自接任總幹事以來，不僅持續為工傷者爭取權益，更積極推廣職安健教育活動。近年工權會大力推動安全教育，他們的足跡遍布地盤、街頭，甚至學校，又曾舉辦工傷展覽、出版繪本、與香港話劇團合作編排話劇，甚至結合時下潮流以「劇本殺」宣傳工業安全。她不遺餘力地推廣職業安全教育，背後只有一個信念：「從小建立安全意識。」她深信，唯有從小培養安全文化，才能從根本上減少意外發生，做到防患於未然。這份信念也成功展現在家庭教育中：有次她與女兒外出，女兒主動向她指出，正在工作的工人沒有正確使用鋁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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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接近尾聲時，蕭倩文主動提及每年 4 月 28 日是「國際工殤紀念日」，稱工權會將延續往年的方式，在政府總部外請願，希望政府能效法其他國家，將這天定為法定紀念日。她堅定地表明，儘管爭取工權的前路漫長，他們的初心依然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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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線 #安全教育 #工傷 #工友 #工業 #工業傷亡 #工業傷亡權益會 #工業意外 #工權會 #意外 #職安健 #蕭倩文

26/04/2025

【採訪手記｜百年贊育大開眼界】⁣
報道連結：https://bit.ly/3Y74gB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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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衍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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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當年今日」專題報道時，我們一度陷入迷茫。編輯室裡，記者搭檔和我提出的選題接連被否決，直到3月中旬，一則新聞打破了僵局——贊育醫院被列為百年古跡。這個富有歷史意義與時效性的題材，瞬間點燃了團隊的熱情，我們毫不猶豫地踏上這個探訪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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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著手時，我才意識到任務的艱巨。醫學與歷史於我而言，是全然陌生的領域，甚至連贊育醫院的名字，我也僅聽聞過一兩次。幸得編輯的耐心引導，我逐漸釐清方向。可新的難題接踵而至：能訴說這裡承載百年故事的人，大多年事已高，因此不少人婉拒採訪。在屢屢碰壁的日子里，焦慮如影隨形。一次次「大海撈針」般的搜索後，轉機隨之出現——我們成功邀得黃譚智媛教授、黃競聰博士接受訪問，更在導師協助下，聯繫到陳太與陳遠光博士。他們的故事，為這座沉寂的古建築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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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最初的訪談中，那些艱澀陌生的醫學術語讓我倍感壓力，甚至偶爾覺得沉悶。但聽著譚醫生與陳博士娓娓道來，我逐漸被他們的故事所震撼：24小時守護著病人、在實驗室日夜鑽研、自費進修新技術……他們的貢獻讓我對醫護人員的敬意油然而生。他們不僅是醫者，更是開拓者，用畢生心血推動著醫療進步。如今，我們享受的婦產醫療服務看似平常，背後卻是無數醫者用青春與熱忱建造的成果。他們不求回報，只為一念執著——守護生命。這種無私的精神，在當今社會已如稀世珍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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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結束後，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伏。黃譚智媛教授談起贊育醫院成為古跡時的自豪，讓我由衷欣喜；可看著她年邁的身影，聽著那些泛黃的往事，我又不禁悵然—— 當年充滿熱血與拼搏的醫護人員，如今已一一退出江湖。還望後人會繼承這不朽精神，繼續用心服務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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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這座城市不會忘記贊育醫院的貢獻，也不會遺忘那些默默奉獻的醫者。若有機會，不妨走進這座百年建築，觸摸磚瓦間的溫度，聆聽時光深處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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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線 #採訪手記 #贊育醫院 #婦產科 #孕婦 #醫護 ⁣

26/04/2025

【採訪手記｜百年紅磚裏的時代記憶】⁣
報道連結：https://bit.ly/3GhzeB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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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羅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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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道「贊育醫院」，是3月中為選題焦頭爛額時，電話突然跳出「舊贊育醫院主樓被列為法定古蹟」的通知。雖解決選題的燃眉之急，但作為在新界長大的「大西北人」，要從零開始挖掘這間港島百年醫院的歷史，仍深感壓力。和人物採訪不同，這次不能靠受訪者說故事，更不能靠受訪者來認識歷史，自己得先做足功課，盡量在訪問時跟上受訪者的時代背景，詢問足夠多的細節，並判斷所說的是否合理。於是，那陣子我不斷在網上搜尋「贊育醫院」的相關資訊，生怕遺漏了這座建築物的任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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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道舊贊育醫院主樓是位於西營盤高街附近的一棟紅磚建築時，腦袋依稀浮現數月前偶然到那附近閒逛，眼尾掠過的一抹紅色。與當時一起逛的「港島人」再三確認，肯定那抹紅就是這次報道的主角，彷彿就是命運使然，好像早就被這棟樓「選中」來寫它的故事。這抹紅與我或許是有些緣份的，而這莫名其妙被冠上的緣份，卻讓我對這棟陌生建築多了些親切感，多了些認識它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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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舊贊育醫院歷史實在太久遠，難以找到與之關連的受訪者，只好轉攻1955年啟用、距今有70年歷史的新贊育醫院。黃譚智媛醫生說過，當年到新贊育要經一條又斜又窄的路。帶著這樣的心理準備到訪，卻仍是低估了這條路，儘管平時在中大已天天爬山。幸好那天不冷不熱，慢慢走還可接受，只是腦中不斷代入以前一輩孕婦：大熱天時挺着大肚子爬坡走到贊育醫院，汗流浹背，室內還沒有冷氣；又想到從舊報紙裏挖出的故事——孕婦帶着被舖連夜在醫院外排隊，只為能在一間好醫院誕下骨肉，這些事放到現在根本無法想像。這些「當年」的碎片漸漸拼出一個我從未經歷過的香港，感受「今日」的轉變，畢竟誰能想像一蚊一碗叉燒飯、走樓梯比電梯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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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學期最後一篇稿的當晚，我終於感受到記者不只是詢問、聆聽和訴說故事，而是能真真切切地紀錄那些正在消失、快被遺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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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線 #採訪手記 #贊育醫院 #婦產科 #孕婦 #醫護 ⁣

26/04/2025

【「贊」不絕口——贊育醫院記載香港生育史】⁣
報道連結：https://bit.ly/3YE4EI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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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西營盤西邊街一路依山而行至第三街交界，一幢五層高紅磚建築矗立眼前，續往前走，「贊育醫院」四字招牌赫然刻在入口花崗岩門額上。這是剛踏入103周年、今年3月被列為法定古蹟的舊贊育醫院，是一間昔日服務無數華人婦女、迎接許多新生命的產科醫院。⁣
年輕一輩或許未曾聽過「贊育」大名，然而它卻為香港婦產科發展開創歷史，多年來一直為社區貢獻，是香港醫療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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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羅佩佩　李衍澄　編輯｜李穎晞　攝影｜李穎晞⁣
20世紀初，本港醫療水平偏低，華人產婦多在家中由缺乏專業訓練的「執媽」（接生婆）接生。眼見當時嬰兒夭折率甚高，教會倫敦傳教士和香港首位女西醫克寧醫生（Dr. Alice D. Hickling）於1922年在華人聚居的西營盤創立了首間華人產科醫院——贊育醫院，由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管理。⁣
贊育醫院於1922開幕後便為產婦接生，翌年開設助產士課程，培訓華人助產士，其後在1934年成為公立醫院，1937年成為香港大學醫學院教學部門，予醫科生及護士學生進行實習。截至1950年，隨著二戰後嬰兒潮出現，舊贊育醫院接生累計約五萬名嬰兒。因贊育醫院當時以低孕產婦死亡率及低嬰兒夭折率聞名，醫院門外常常出現孕婦連夜排隊候診場面。為回應龐大服務需求，贊育醫院於1955年在醫院道現址建新院，以增加產床；同年起，醫院規定只接收居於中西區的孕婦、公務員及其妻室，以及有異常情形的高危人士，如患有慢性病的孕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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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人滿為患　醫護照料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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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78歲的陳太分別於1968年、1970年及1973年在贊育醫院誕下三胎，對贊育讚不絕口。她認為贊育是婦產科專科醫院，除產婦外不接收其他病人，可減少接觸病菌機會，故屬意在贊育醫院生產。她形容當時贊育醫院「好出名」，是安全和信心保證，在分娩第一胎的住院期間曾見鄰床孕婦借用親戚的中西區地址，務求在贊育醫院生育。當時醫院孕婦過多，病房床位不足，陳太生第一胎時就需睡在走廊病床上，初生嬰兒籃就放在床尾。⁣
說起當年與贊育醫護人員相處點滴，陳太讚賞醫院護士「幾好相與（相處友善）」，會協助她清洗分娩後被剪開的會陰傷口，也會觀察嬰兒食量調整奶粉份量，而醫院病房助理亦會幫忙替嬰兒穿衣、換床單等。⁣
陳太憶述生產首胎時住院費每天二元，住六天要12元，加上入院和出院也要各付二元小費給兩位「阿嬸」（病房助理），所以共需20元（當時一碗叉燒飯要價約一元），認為贊育是最便宜而又能安心產子的選擇。⁣
「我覺得我在贊育醫院生（小孩），我會沒事，我對它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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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夜留守為產婦　同事相處如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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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香港大學婦產科教授，現年78歲的黃譚智媛醫生港大畢業後，在伊利沙伯醫院完成駐院實習（Houseman）一年，她於1970年在母親建議及個人興趣驅使下，選擇在贊育醫院擔任婦產科醫生逾二十年。她笑說贊育精神是「沒有交更與下班時間」，回憶入職初期，有次接生時正值交更時間，因身體疲累就讓同事接手處理，不料卻在會議上被當時帶領贊育產科團隊的秦惠珍教授訓斥，「她說如果你正在照顧那位孕婦，是不能因任何事而離開（崗位），直至她完全康復。」⁣
秦惠珍敬業樂業的精神深深影響著黃譚智媛。七十、八十年代分娩的婦人接踵而至，加上長期缺乏人手，醫護人員都會選擇不回家，最多下班去「拍拖睇戲」，然後又回到醫院，留在醫院七樓宿舍休息，待護士敲門喊「執仔啦！」就上班去接生。但因當時贊育醫院內電梯行駛較緩慢，護士寧願跑幾層樓梯通知醫生。為了節省產婦等待時間，黃譚智媛會直接在產房隔間拉上簾子睡覺，⁣
「掛起白袍，拉一拉（簾），（要接生時）便最快（回產房）。」⁣
當時贊育醫院的醫生如此忙碌，黃譚智媛坦言是人手不足所致，不論醫生或護士都不足夠，故醫學生大多要兼任護士工作，每名產婦都由一名醫學生全程照料，負責量血壓、記錄子宮收縮情況及接生等。黃教授回憶，以前每位港大醫學生需在贊育醫院實習十週，通常需接生20至30個嬰兒，甚至曾有熱心學生接生達一百個。⁣
雖然贊育醫院工作繁重，但醫護人員相處就像家人般溫馨。黃譚智媛憶述當年如過了用膳時間，就會去高街、水街的大排檔買飯或著見習醫生（houseman）帶飯煲盛載外買粥麵回院一同分享。有空的醫護也會煮粥給半夜值勤的同事，為忙於工作的同事送上多士跟咖啡作早餐，讓黃譚智媛感覺分外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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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錯血型致死　分娩服務轉院//⁣
儘管醫生盡力為產婦提供支援，贊育醫院亦曾發生數宗醫療事故。1977年，一名孕婦出現嚴重流血情況，但因贊育醫院沒有內科醫生和正規血庫，需將她轉送至瑪麗醫院急救，惜最後回天乏術。後來調查證實是贊育駐院醫生到瑪麗醫院為孕婦配錯血型，導致孕婦失血致死的醫療事故。⁣
這宗醫療事故令黃譚智媛記憶猶新，她九十年代擔任瑪麗醫院院長時，便提出將贊育醫院分娩服務轉移至其他醫院。2001年，贊育醫院分娩及住院服務正式轉至瑪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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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體分析爭分奪秒為胎兒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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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孕婦感到安心，除分娩服務外，少不得產前檢查。早期贊育醫院未有超聲波等檢查儀器，僅靠徒手或使用「鴨咀鉗」檢查胎兒大小及位置。至六十年代，時任贊育院長李健鴻首次引入超聲波在檢查時監測胎兒心跳。1981年，胡忠夫人產前診斷化驗室成立，成為香港首間開展臨床及實驗室產前診斷服務醫院，專注染色體檢測，幫助及早發現胎兒疾病。⁣
現為都會大學科技學院副教授陳遠光，由2011至2021年在胡忠夫人產前診斷化驗室工作，曾擔任主管，期間也參與醫院記錄存檔工作。陳遠光入職時，贊育醫院分娩服務已轉移到瑪麗醫院，僅保留產前產後服務及化驗室，處理來自全港公立醫院的胎兒樣本。他所屬團隊每星期需與醫護人員開會，以確保前線服務與後勤化驗的工作進度相配，例如報告要與孕婦或嬰兒所表露出的症狀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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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付出　將心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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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胎兒分析基因是繁瑣且耗時的任務。陳遠光說有經驗的同事一般一天最多只能分析二至四個樣本。但面對緊急情況，他也曾用短短五小時完成化驗報告。⁣
當時一名剛出生的嬰兒心臟出現問題，醫生急需化驗報告決定治療方案。但陳遠光星期五晚才收到樣本，周末為實驗室休息時間，於是他決定翌日自行加班，早上7時回到實驗室撰寫報告，至中午12時便完成化驗報告交給醫生。陳遠光如此著緊及早完成化驗，全因他知道每個嬰兒都是父母的心肝寶貝。⁣
「大家將來都會為人父母，或者已經為人父母，將心比己的心態會令我們做事上心點。」⁣
用心付出，有時可能有驚喜回報。陳遠光分享有一天開會後，打開門竟看見一對雙胞胎拿著蛋糕，邀請醫護一同慶祝他們五歲生日。原來雙胞胎的母親受過贊育醫護人員的照顧，她帶著雙胞胎回來親自感謝他們，這個場景感動了陳遠光。⁣
「我們（醫護）開完會剛出來，一對孖生仔拿著蛋糕說『我們等了很久』，（最後）我們跟兩兄弟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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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時代的贊育醫院　開創性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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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育醫院的開創性和劃時代功能是不能夠（被）否定」長春社高級保育經理（文化保育）黃競聰博士指出，贊育醫院在香港生育史，以及華人對西方醫療觀念轉變中扮演重要角色。華人原本信奉中醫，直到1894年鼠疫爆發，東華醫院的中醫效果不佳，西醫才逐漸被華人認可。贊育醫院作為全港首家華人產科專科醫院，提供專業生育服務和培訓醫護人員，成功降低嬰兒夭折率，向華人展示了西方醫療技術的優勢，後來也愈來愈多人在贊育醫院生育。⁣
他亦提到，由倫敦傳教士克寧醫生創立的贊育醫院亦別具時代意義，皆因當時殖民地政府未將醫療視為優先，資源分配有限，突顯當時民間行動對建立贊育醫院的重要。⁣
「如果不是由民間發起，（贊育醫院）未必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便出現，可能推遲十年或者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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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給合中西特色來吸引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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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競聰認為舊育醫院能被列為法定古蹟與其建築特色有很大關係，舊贊育醫院大樓的建築風格融合了中西特色，既有紅磚建築的西式風格，又有「金字頂」的屋頂來順應香港夏天多雨的天氣，及有大窗用作通風與採光，都是其建築特點，加上西邊街正門的「贊育醫院」牌匾與對聯「好生之謂德、保赤以為懷」，為清代遺老陳伯陶所書及賴際熙題上，這些中國元素令華人更願意接受贊育醫院與西方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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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育轉型　依舊服務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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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香港初生嬰兒數目近八萬，但時至2024年，該數目已下降至近四萬，徘徊在全球生育率排名榜尾位置。港島區不再是人口擁擠之地，婦產科服務亦已分散至醫管局各聯網醫院，贊育醫院的地位逐漸淡化，轉型成為日間中心，提供產前及產後護理、推行健康教育計劃及精神科復康等服務，而醫院西邊街舊址亦已改為西區社區中心。⁣
雖然贊育定位改變，但不變的是，不論在舊址或現址，贊育一直紮根在西環為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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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線 #當年今日 #贊育醫院 #婦產科 #產前檢查 #生育 #分娩 #西邊街 #醫院道 ⁣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線》U-Beat Magazine, C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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