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2/2025
【書摘閱讀│呂心純《節慶景觀：緬華樂舞的多點域流變與文化新生》】
👲仰光「唐人街」（Tayoke Tan）的形塑👲
仰光唐人街建設於1853年英國擴建這個城市時，當時棋盤似街道設計將華人及印度人兩大移民社群分別安頓於大小相近、彼此相挨的矩形區域裡，便於殖民治理。彼時，中國南方因人口過剩、耕地缺乏及戰事頻傳，迫使大批華人跨境出走（賀聖達1992：492）。而仰光雖位居英屬海峽殖民地的遠端，但在中國南方經貿地緣版圖上，卻是與中國往來最活絡的海口城市之一。作為英屬緬甸對外主要的政治經濟中心，加上英人為求建設而大力招商的利多誘因，仰光自然成為華人商賈異地求生，最終選擇落腳的地方。
早在十八世紀，仰光已有一批活躍的閩粵商人，這得益於中國古帆䑸船（junk boats）。此類船隻噸位小、免關稅，促進了亞際海上商貿網絡的繁盛，從廣州、廈門、檳城（舊稱檳榔嶼）、新加坡至仰光的䑸船，將瓷器、茶葉與絲綢緞布帶入仰光（Win and Leng 2009：81）。在雍笈牙王朝國王阿朗帕亞（Alaungpaya，1752至1760年在位） 的紀錄中， 已見「中國碼頭」（China
Wharf）的記載（Chen 1966：107）。師範所著的〈緬事述略〉內亦提及：「西洋貨物，集於漾貢（即仰光），閩廣皆通。」此外，英人分別於1824及1853年所繪製的地圖中，標示「中國碼頭」、「華人墳場」及「廣東觀音古廟」，文獻中並提及中華煙館與酒肆（陳孺性 2004：98）。這些證據均意味著，早在十九世紀中，經水路抵達仰光的華人已形成一定聚落規模，出現通商及信仰中心如廟宇與碼頭，並展開頻繁的日常經濟活動。
這當中，早期的閩籍華商多從檳城與馬六甲遷入，憑藉熟悉英屬政令，迅速累積了堅強的經濟實力，甚至超越粵人（肖彩雅 2011）。這批閩商入主海口，很快地在唐人街下段建立起以閩人主導的事業版圖。大批粵人則多為木匠出身，182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緬甸南方重鎮毛淡棉（Moulmein）後，因該地盛產造船用柚木而從新加坡遷居於此。隨後，又看重仰光優越的水陸交通而北上發展，盼能一展長才。
仰光唐人街的邊界，直至英國施行族群分區治理時才被具體勾勒出來：北達現在的Anawrahta Lane（河濱街），東至Shwedagon Pagoda Lane（唐人坡），西抵Lanmadaw Lane（南勃陶路），南臨Strand Lane（海濱街），而後往西擴展到Ponggyi Lane（Li 2017：77）。雖範圍廣闊，但繁榮的商業活動及社交活動多集中於華人俗稱「廣東大街」的Mahabandoola Lane 與Sint Oh Tan Lane，以及分別俗稱「百尺路」與「五十尺路」的Latha Lane和Maung Khaing Lane這幾條街道上，至今未變。從華人自命街道的慣習、活動範圍的密集度，及其以廟宇、僑團及僑校為核心的緊密社群網絡觀之，唐人街儼然形成了一個社會和文化上自治的「族裔飛地」（ethnic enclave，見Waldinger 1993）。至1960 年代，唐人街已孕育出多個樂團及音樂社團，請參考圖1-1。
…………………
在英人筆尖下，唐人街被譽為「擁有廣闊視野的富裕商人社群」（O’Connor 1904：71-72）。居住其中的華人，憑藉雄厚經濟實力、龐大社團組織及英式紳士般的教養，贏得了英人及緬人兩大主流族群的認可。英人推崇華人，不僅出自「華人數千年文明」的普遍認知，更因日常往來中其展現的專業經商能力。二十世紀前半葉，華人男性因崇高社經地位與佛教信仰，成為信奉南傳佛教的緬甸女性的理想婚配對象，中緬通婚遂成為當時最常見的異族聯姻型態（Ikeya 2008：1299）。
仰光華人人口最高峰時，占全城市總人口的9.5%，以閩籍及粵籍的廣東和河洛語系移民占比最高，其次為客家、福州及潮州語系群。從十九世紀中期起，這些華人陸續抵達仰光，依神緣、地緣、血緣及業緣結社互助（肖彩雅 2011：69），共享或共創信仰、方言、飲食、音樂與職業等移民文化。人口眾多的閩粵移民因生活及社交圈而產生分野，逐漸形塑出兩大人文地理景觀：廣東大街以北為粵人為主的聚落，以南則為閩南聚落。而短袖（lettaw）與長衫（let-shay）的衣衫穿著慣習，分別成為緬族及其他外族眼中辨識為廣東人與福建人的顯著特徵，因此成為兩個族群的日常代稱（盧偉林 1967：104）。
〔本文摘錄自 呂心純 著，《節慶景觀：緬華樂舞的多點域流變與文化新生》頁35-39〕書籍資訊 https://reurl.cc/QVb6V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