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0/2026
【拍紀錄片最難的，是取捨，人生何嘗不是】
「你同樣會去現場，但是你會單純地陪伴他們，因為你知道你要拍的東西已經有了。」
這是黑糖導演黃嘉俊談起《一首搖滾上月球》長達六年的拍攝時，跟我說的一句話。一個紀錄片導演到了現場，卻決定不再拿起攝影機，這件事讓我印象很深。
黃嘉俊拍電影、廣告，也拍紀錄片二十多年，目前是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專任助理教授，也曾擔任金鐘獎、金馬獎、台北電影獎及影展評審。
2008年首部紀錄長片《飛行少年》獲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一首搖滾上月球》獲台北電影節觀眾票選獎，片中歌曲也拿下第50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後來的《男人與他的海》則獲台北電影節媒體推薦獎，並入圍最佳紀錄片等獎項。
看著這些作品和獎項，很容易把紀錄片導演想成一個很會「拍到東西」的人。但這次訪問黃嘉俊，我聽到的反而是，他怎麼一路學會有些東西不必再拍。
黃嘉俊大學念電影，真正開始拍紀錄片，是進入業界之後。原因很單純，他對身邊的人有好奇，想知道一個人為什麼做出某個選擇，遇到困難時又怎麼繼續生活。當朋友可以聊天、相處，但他想再往裡面走一點，而他最熟悉的方法就是影像，於是拿起攝影機，開始拍身邊的小人物。
他形容拍紀錄片有點像去旅行。劇情片可以先寫好劇本，紀錄片到了現場，只能跟著、等著，看真實人生自己往前走。有時候你心裡期待某種情緒，最後根本沒有發生。
黃嘉俊認為，對紀錄片導演來說，主角是什麼樣子，就應該忠實呈現他的樣子，「而不是去創造你想要的東西」。所以他的拍攝，往往先從一個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問題開始。
《一首搖滾上月球》就是這樣開始的。電影跟著六個罕見疾病家庭的爸爸，他們要工作，要照顧生病的孩子，後來幾個爸爸還組成了一支樂團。黃嘉俊真正想知道的是，當一個父親已經知道孩子的疾病不會好，他接下來的人生要怎麼過？
這個答案，他找了六年。
六年裡，孩子會一次次生病，同樣的家庭狀況也會一再發生。有些場景，他已經拍過三十幾次，後來再發生，他還是會去，只是不一定再拿起攝影機。有時候，他就坐在那裡陪著他們。
我很喜歡這個轉變。因為拍到後來，導演和被攝者已經很難只是「拍的人」和「被拍的人」，長時間相處之後，彼此更像夥伴，也像朋友。
可是關係愈近，另一個問題就愈難。別人願意讓你看，代表什麼都可以拿去給觀眾看嗎？
黃嘉俊拍過疾病、收養、身心障礙等題材，那些真實生活裡有很多非常私人的時刻，甚至包括身體照護、洗澡、如廁。他給自己一個很簡單的原則：「無論如何，不要讓這個拍攝的過程跟作品最後去傷害到裡面的主角。」
即使被攝者願意什麼都說、什麼都讓他拍，最後那一道把關仍然在導演手上。這個畫面留下來，究竟能不能幫助觀眾理解這個人？如果只是刺激、獵奇、很有張力，他寧可不用。
我們也談到，面對一個正處在痛苦裡的人，導演要怎麼回應。黃嘉俊說，這些家庭平常已經聽過很多「你辛苦了」、「不要想太多」，陪伴久了，他覺得很多時候真正需要的是同理。有時只是一個眼神、點個頭，讓對方知道你聽懂了，不用急著替別人的人生找答案。
後來，黃嘉俊的攝影機又去了完全不同的地方，海上。
他說，自己不同人生階段會關心不同的事情。後來喜歡上潛水，開始接近海洋，也有了《男人與他的海》。這次拍攝得跟著船出去，小小的船上沒有訊號，生活條件當然比陸地辛苦，拍攝主角廖鴻基進行東部太平洋漂流時，工作團隊也得跟著進入那個海上的世界。
我問他，這樣不辛苦嗎？
黃嘉俊的回答倒很平常：「拍紀錄片這件事情，本來就是辛苦的，它不會是舒服的事情。」
聽他說得這麼輕鬆，我才發現，對一個拍了二十多年紀錄片的人來說，「辛苦」大概早就不是判斷要不要做一件事的標準。只要那個問題還吸引著他，他就會繼續往前靠近。
我以前看紀錄片，最佩服的是導演的堅持。一部電影拍三年、五年、六年，要等，要跟，要一次次回到同一個地方；到了海上，還得接受很多平常根本不會選擇的不方便。
這次訪問黃嘉俊之後，我對「記錄」這件事多了一層理解。堅持讓一個導演留在現場，真正走進別人的人生之後，還需要同理，也需要取捨。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靠近一點，什麼時候應該停下來；哪些畫面值得留下，哪些即使已經拍到了，也不一定要讓所有人看見。
有些時候，他還是會去現場。
只是攝影機，不一定要打開。
這是我整理下來的文字版人物故事。聲音裡，我們還聊了《男人與他的海》如何用募資打破紀錄片的同溫層、現在的年輕人怎麼學影像，以及AI進入電影創作之後，導演的工作會發生什麼改變。
如果你想聽黃嘉俊自己說這些故事，可以接著聽完整聲音訪談。
10/2 晚上8點 #聽聲漫遊
臺北廣播電臺 FM93.1
線上收聽：搜尋 #聽臺北
忘了問導演那何時要拍滑雪的紀錄片呢？
黑糖 黃嘉俊 Huang Chia-Ch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