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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5/2026

📢 Taiwan Can Help 屠殺加薩？
台灣躍升以色列全球第四大軍需來源

文／陳韋綸（苦勞網特約編輯）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最新調查揭露：在以色列對加薩發動種族滅絕戰爭期間，台灣與美國、印度、羅馬尼亞及捷克，同列為以色列的「全球五大軍事相關物資來源地」。戰爭期間，以色列大幅增加了軍需物資進口，包括炸藥、彈藥、武器與裝甲車零件等。國際法律專家嚴正警告，持續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與軍需零件的國家，在國際法上已面臨構成「種族滅絕共犯」的嚴重風險。

以色列自 2023 年 10 月起對加薩展開無差別轟炸與大規模地面軍事行動。直到 2025 年 10 月雙方達成停火協議為止，這場屠殺已造成超過 7 萬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約 17 萬 1 千人受傷。

📌 台灣深度參與以色列軍火供應鏈

半島電視台透過交叉比對 2022 年至 2025 年間以色列稅務局的進口資料與海關紀錄，追蹤了全球對以色列的軍事供應鏈。調查發現，即使在 2024 年 1 月國際法院（ICJ）正式裁定加薩存在「種族滅絕風險」之後，全球仍有 51 個國家持續向以色列輸出軍事物資，而台灣正是其中一員。

數據顯示，從 2023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0 月，共有高達 2,603 批軍事相關物資進入以色列，總額飆升至 8.856 億美元，較戰爭爆發前 20 個月的 3.881 億美元出現驚人增長。即便在 2025 年 10 月停火協議生效後，外國武器仍持續流入以色列；光是 2025 年最後兩個月，以色列就進口了約 8,940 萬美元的軍事相關物資。

根據以色列稅務局資料，美國毫無意外地是最大供應國，占總價值逾 42%（約 3.688 億美元）；其次為印度（26%）。美印兩國包辦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進口額。接著依序為羅馬尼亞（8%）、台灣（4%）及捷克（3%）。

📌 台灣向以色列輸出了什麼？

在 2023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0 月期間，台灣共向以色列輸出了 138 批軍事相關物資，清單包括 4 批子彈、28 批爆炸性軍需品（如炸彈、手榴彈、魚雷、水雷與飛彈零件）、23 批左輪手槍及手槍零件、5 批霰彈槍與步槍零件、6 批坦克與裝甲車零件，以及 62 批其他各類武器零件。

若以進口總價值與台灣佔比 4% 推算，這段期間台灣對以色列的軍需出口總額約高達 3,540 萬美元，折合新台幣超過 11 億至 12 億元。

📌 無視國際法院裁定武器輸入不減反增

2024 年 1 月，國際法院裁定加薩存在種族滅絕風險，要求 153 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締約國履行「防止種族滅絕」的法律義務。然而，調查指出，以色列軍事相關物資進口不減反增，高達 91% 的軍事進口額，竟都發生在該裁定「之後」。許多在外交上宣稱暫停武器出口或支持停火的國家（如英、法、西、義與加拿大），實際上仍持續向以色列輸出軍事相關物資。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研究員派翠克・威爾肯（Patrick Wilken）直言，以色列的國內產能無法獨力支撐如此長期、大規模的轟炸，其軍事行動完全仰賴全球軍火供應鏈的支撐。這條供應鏈主要由美國提供，但也得到許多其他國家的支持。

半島電視台也發現，2025 年 1 月以色列與哈瑪斯達成臨時停火協議期間，被以軍用來作為大規模補充軍火的黃金空檔。戰爭期間最大規模的軍火貨運，便是在這段期間進入以色列。

此外，半島電視台將軍事進口時間與加薩重大殺戮事件進行比對後發現，2025 年 7 月當大量巴勒斯坦平民在援助據點排隊領取食物卻慘遭以軍射殺之際，以色列的「子彈類」進口量也正創下新高。

📌 台灣炸藥零件可能流向遭轟炸的加薩

在台灣輸出的物資中，包含高達 28 批的「爆炸性軍需品」。而這類物資，正是以色列在戰爭期間最大宗的進口項目（總值約 5.5 億美元，佔整體軍需進口逾六成）。

根據聯合國衛星中心（UNOSAT）資料，截至 2025 年 10 月，加薩已有超過八成的建築物被徹底摧毀，這片土地已幾乎不再適合人類居住。加薩官方估計，以軍在戰爭期間投下了超過 20 萬噸炸藥。軍事專家指出，在加薩這種極度稠密的人口集中區使用這些爆炸性武器，必然導致大量平民傷亡與基礎建設的毀滅。名列全球五大軍需供應地的台灣，對於這場屠殺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已經無法置身事外。

22/05/2026

📢 阿聯酋為何淪為伊朗戰爭的頭號標靶？

文／陳韋綸（苦勞網特約編輯）

今年 2 月 28 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爭後，伊朗隨即展開不對稱作戰的報復行動。伊朗先是打擊位於沙烏地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聯酋）、卡達、巴林及科威特等國境內的美軍基地，接著進一步襲擊這些國家的能源基礎設施，並封鎖承載全球約五分之一石油運輸量的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伊朗試圖藉由擾亂國際石油運輸與全球能源供應，大幅提高美國的戰爭成本。

然而，在眾多海灣國家中，與伊朗僅隔著霍爾木茲海峽相望的阿聯酋，卻成為這場戰爭中最主要的攻擊目標。戰爭爆發至今，伊朗已向阿聯酋發射約 3,000 枚導彈與無人機；數據顯示，伊朗對海灣國家的整體攻擊中，高達 58% 的目標集中於阿聯酋。近日，伊朗政府更直接警告，若美國與以色列恢復對伊攻擊，「伊朗將對阿聯酋發動更具毀滅性的打擊」。相較於其他海灣國家，伊朗官方如今已不再將阿聯酋視為中立的「鄰國」，而是直接定調為美國與以色列在波斯灣的前沿「敵對基地」。

📌 領土爭議、美軍基地與「安全交換」

伊朗與阿聯酋的矛盾具備深厚的歷史與地緣基礎。首先是長期的領土爭議：自 1971 年起，伊朗實質控制了大通布島（Greater Tunb）、小通布島（Lesser Tunb）與阿布穆薩島（Abu Musa），而阿聯酋則持續主張自己擁有主權。由於這些島嶼位於霍爾木茲海峽週邊，被視為控制波斯灣航運的重要戰略據點。

其次，則是阿聯酋長期作為美軍「前沿部署」樞紐的角色。位於阿布達比的達夫拉空軍基地（Al Dhafra Air Base）是美軍在海灣地區執行情報蒐集與打擊任務的核心，並部署了先進戰機；杜拜的傑貝阿里港（Jebel Ali Port）更是美國海軍在該地區最大的停靠港。事實上，從海灣到東地中海，美國透過廣設基地來鞏固地區霸權，並對伊朗形成武裝威懾。例如，巴林是美國海軍第五艦隊總部所在地；位於卡達的烏代德空軍基地（Al Udeid Air Base）則是美軍在中東最大的軍事設施，同時也是美國中央司令部的前沿指揮中心；沙烏地阿拉伯的蘇丹親王空軍基地（Prince Sultan Air Base）近年也重新啟用，以支援防空與飛彈防禦任務。

海灣君主制國家允許美軍進駐，本質上是一種「安全交換」邏輯——以出讓國家部分主權與提供軍事基地，換取美帝國主義的武力保護傘。然而，伊朗戰爭卻顯示，正是因為美軍基地的存在，才讓海灣國家無可避免地被捲入戰火。伊朗已多次公開警告，任何協助美軍發動攻擊的基地，都將成為合法的打擊目標。

📌 伊朗懷疑阿聯酋直接參與戰爭

戰爭爆發前，多數海灣國家試圖在依賴美國保護的同時，改善與伊朗的關係以降低被捲入全面戰爭的風險。然而，戰火粉碎了海灣國家以為自己能置身事外的期待。面對衝突升級，各國策略出現分歧，而阿聯酋採取了最為強硬的軍事路線。

根據《華爾街日報》披露，阿聯酋不僅提供美軍後勤，更曾在 4 月初出動戰機，對伊朗拉萬島（Lavan Island）的煉油設施發動秘密的報復性空襲。此外，伊朗媒體也指控阿聯酋戰機曾越境執行任務。這些行動坐實了伊朗政府的懷疑：阿聯酋已從被動的盟友，轉變為直接參與對伊戰爭的「交戰國」。為此，伊朗革命衛隊嚴厲警告，若阿聯酋持續與美以深化情報與軍事合作，必將淪為「美國人與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巢穴」，並面臨更強烈的報復。

📌 《亞伯拉罕協議》：阿聯酋與以色列軍事與情報合作

伊朗針對阿聯酋的另一個核心導火線，是 2020 年在美國川普政府斡旋下與以色列簽署的《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該協議讓阿聯酋成為首批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阿拉伯國家。儘管阿聯酋官方偶爾也會公開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暴行，但這些表態被認為是為了安撫國內與阿拉伯世界的輿論；在實質層面上，阿聯酋已與以色列展開深度的政經與軍事綁定。

協議簽署後，以色列軍火巨頭埃爾比特系統公司（Elbit Systems）迅速在阿聯酋設立子公司。在這次伊朗戰爭期間，以色列更進一步向阿聯酋部署了「鐵穹」防空系統（Iron Dome），甚至直接派遣軍事人員入境協助操作。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還藉機放話，聲稱自己在戰時秘密訪問了阿聯酋，將其視為「歷史性突破」（雖遭阿聯酋官方否認）。以色列的種種操作，目的正是要升高伊朗與阿聯酋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波斯灣的區域對立。

📌 海灣國家的戰略分歧

面對伊朗的強硬打擊，海灣國家內部產生了嚴重的戰略分歧。被伊朗視為頭號目標的阿聯酋，其最大天然氣設施遭重創被迫關閉，預估明年才能完全修復。為此，阿聯酋強烈譴責伊朗，不僅威脅動用武力，還針對性地中止境內伊朗人的簽證、關閉伊朗企業與外匯網絡。

相較於阿聯酋的激進反應，其他海灣國家則顯得較為克制。例如沙烏地阿拉伯，深知若爆發全面衝突，其波斯灣沿岸的石油設施與維持生存命脈的海水淡化廠將成為優先攻擊目標。許多海灣國家也擔憂，若以色列成功挑起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的全面戰爭，整個中東地區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動盪，而以色列則能藉機坐收漁翁之利，成為區域的唯一霸權。

在此背景下，一股抗衡的聲浪正在成形。今年 3 月，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與卡達的外交部長於利雅德召開峰會，商討建立新的安全框架。這個正在萌芽的四國聯盟試圖踩下煞車，避免與伊朗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並明確指出：以色列的擴張主義，才是當前破壞中東和平與穩定的「頭號敵人」。

總結而言，阿聯酋之所以成為成為伊朗的主要攻擊目標，除了地緣上的鄰近與歷史領土糾紛外，更因為其境內美軍基地的存在，以及與以色列持續深化的軍事與情報合作密切相關。對伊朗而言，摘下「和平商業綠洲」包裝的阿聯酋，已不再是單純的阿拉伯鄰國，而是美國與以色列在波斯灣的最前線陣地。

14/05/2026

📢 加薩鼠患：以色列人為製造的公衛煉獄

文／陳韋綸（苦勞網特約編輯）

根據美國關注巴勒斯坦議題的新聞網站《Mondoweiss》報導，以色列對加薩的全面摧毀正引發一場駭人的公共衛生災難：鼠患。隨著基礎設施與生活環境被夷為平地，由鼠類與寄生蟲傳播的致命疾病，正迅速在加薩的難民帳篷營地中蔓延。加薩衛生部證實，目前已知至少有 4 人死於與鼠患直接相關的皮膚與感染疾病。

📌 睡夢中被啃噬的雙足：帳篷區的鼠患煉獄

《Mondoweiss》記錄下殘酷的營地實況：現年 61 歲、患有糖尿病的加薩居民哈賈吉（Enshrah Hajjaj），在帳篷睡夢中遭老鼠啃食腳趾，卻因神經病變毫無知覺。一週後送醫時，她的半數腳趾已不翼而飛。《半島電視台》與《BBC》也雙雙報導了孩童與嬰兒在營地中遭鼠類咬傷的慘況。

經歷以色列長達兩年的狂轟濫炸，加薩高達八成的住宅被毀。220 萬人口中，約有 150 萬人被迫擠在污水橫流、被垃圾與瓦礫包圍的臨時帳篷中，成為疫病與害蟲繁殖的溫床。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UNRWA）的最新報告揭露，鼠患已吞噬加薩超過八成的難民營，受害人數高達 145 萬人。世界衛生組織（WHO）加薩代表范德維爾特（Reinhilde Van De Weert）醫直言，「這是生活環境遭徹底崩潰後，必然發生的結果」。

📌 人為製造的生態災難

加薩衛生部與市政府皆強調，這絕非自然天災，而是徹頭徹尾的「人為災難」。鼠疫肆虐的核心原因在於：垃圾山、崩潰的下水道，以及深埋在瓦礫堆下的腐爛遺體。

以垃圾危機為例，以色列軍方刻意封鎖了加薩東部的主要垃圾掩埋場，導致僅加薩市內就堆積了超過 35 萬噸固體廢棄物。同時，市政府的清運系統因機具遭炸毀、燃料被切斷，且清潔人員在工作中面臨極大生命安全風險，實際上已全面癱瘓。此外，以軍長年轟炸留下高達 6,000 萬噸的建築瓦礫與被破壞的水管網絡，更為鼠類提供了完美的繁殖地。

📌 「公共衛生」武器化

鼠類透過咬傷、排泄物與跳蚤傳播呼吸道感染、血液疾病與致命皮膚病。《Mondoweiss》指出，多名加薩居民因皮膚病感染蔓延至腦部而喪命。這些患者原本只需出境接受常規治療便能痊癒，卻因以色列嚴密封鎖邊境、求醫無門，最終只能在加薩等死。

除了鼠患，加薩還面臨嚴重的蟲害危機。WHO 統計指出，2026 年加薩已通報超過 7 萬起由蟎蟲、蝨子與床蝨引發的嚴重寄生蟲感染（如疥瘡），超過五分之四的家庭淪陷。隨著夏季高溫逼近，這場公衛危機預期將呈指數級惡化。

面對 UNRWA、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等聯合國機構發出清理瓦礫與投放化學藥劑的急迫呼籲，以色列的回應卻是進一步收緊封鎖。以軍不僅以「可能被哈瑪斯用於製造武器」為藉口，嚴禁大型清理機具進入加薩，甚至連「滅鼠藥」與病媒防治化學品也被列為違禁品。加薩人民除了要面對飛彈與無人機攻擊外，還承受了以色列將「剝奪公共衛生」作為戰爭武器的結構性屠殺。

12/05/2026

📢 「民主外交」遇上絕對君主制：史瓦帝尼禁五一、抓工會

文／陳韋綸（苦勞網特約編輯）

今年（2026）是史瓦帝尼國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III）登基 40 週年，總統賴清德也應邀出席慶典。正當台灣媒體多把焦點放在此行所象徵的外交突圍之際，全球社運新聞網站《Peoples Dispatch》指出，史瓦帝尼當局在慶典前夕加大對民主運動人士的打壓，出現通緝、逮捕與對工會、學生組織的施壓行動。

在台灣長期以「民主與人權」作為外交敘事核心的背景下，賴清德政府如何看待與這個高度集權君主制國家的合作關係，及其國內長年的人權爭議，成為難以迴避的問題。

📌 反對派與社運人士遭追捕

《Peoples Dispatch》報導指出，今年 4 月，史瓦帝尼最大反對黨「人民聯合民主運動」（People's United Democratic Movement, PUDEMO）幹部、同時為民主運動團體「史瓦帝尼青年大會」（Swaziland Youth Congress）財務總長的恩坎布勒（Nontsetselelo Ncamsile Nkambule），遭當局指控涉入綁架及企圖謀殺案件並發佈通緝。報導也提到，她過去與南非棚戶居民運動組織「Abahlali baseMjondolo」有合作關係。

對此，史瓦帝尼青年大會等團體否認指控，批評政府以國安名義將行動者犯罪化，卻未正面處理失業、貧窮與教育等公共服務危機等結構問題。

📌 工會領袖請願遭逮五一集會遭封鎖

不僅反對派人士受壓，連和平請願的工會領袖也在五一勞動節前夕遭遇打壓。4 月 23 日史瓦帝尼全國教師協會（SNAT）秘書長維拉卡提（Lot Vilakati）等人前往總理辦公室遞交請願書，要求政府履行提高教師薪資的承諾時遭警方逮捕。根據 SNAT 聲明說法，維拉卡提在被捕後遭警方毆打，之後更被棄置於森林中。

此外，史瓦帝尼法院也駁回了史瓦帝尼工會聯盟（TUCOSWA）於五一勞動節舉辦集會的申請。TUCOSWA 是史瓦帝尼最大的全國性工會聯盟之一，在該國民主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TUCOSWA 指出，儘管相關申請程序合法完備，法院仍拒絕其集會申請，違反憲法保障的集會與結社自由。

📌 非洲最後的絕對君主制

賴清德此次拜訪史瓦帝尼，也讓這個「非洲最後的絕對君主制」再度受到矚目。史瓦帝尼舊稱「史瓦濟蘭」（Swaziland），位於非洲南部，國土被南非與莫三比克包圍，人口約 120 萬。

現任國王恩史瓦帝三世，被賴清德稱為「理念相近夥伴」，在 1986 年、年僅 18 歲時登基，至今執政時間長達 40 年。其父索布札二世（King Sobhuza II）在 1968 年透過修憲禁止政黨活動，逐步壓縮政治空間，並於 1978 年建立「廷庫洪德拉制度」（Tinkhundla）：名義上宣稱是「君主民主制」，實際上國王掌握對行政、立法與司法的關鍵影響力，可以任命首相、推翻國會通過的法律，同時也是軍警最高統帥。

史瓦帝尼雖設有國會與選舉，但政黨不得以政黨名義參選，候選人多以個人身分競逐，在廷庫洪德拉制度下，候選人取得提名資格須獲地方酋邦（chiefdom）同意，而酋長對提名結果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加上部分席次由國王任命、政治組織空間受限，使反對派與社會運動長期面臨警方騷擾、預防性逮捕與暴力風險。

恩史瓦帝三世擁有 16 位妻子、宮殿、私人噴射機與勞斯萊斯車隊。與其奢華生活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史瓦帝尼大部分人口每日收入僅 5.5 美元或以下，六成人口生活在極度貧窮之中，每日收入不到 2 美元。根據官方統計，史瓦帝尼 2019 年整體失業率為 22%，其中青年族群失業率更高達 46%，且約四分之一成年人口感染愛滋病毒（HIV）。

📌 國家暴力的長期陰影

史瓦帝尼近代最大規模政治衝突發生在 2021 年 6 月。導火線是一名 25 歲大學生 Thabani Nkomonye 遭警方殺害引爆民眾怒火，示威浪潮迅速從城市蔓延至鄉村，訴求也從究責擴大到政治改革與經濟社會議題，要求改革廷庫洪德拉制度、推動總理民選，同時增加就業機會、提供大學獎學金，以及改善基礎建設與醫療保險。

然而，史瓦帝尼政府拒絕與示威者對話。國王公開抹黑示威者為吸毒者，並援引《鎮壓恐怖主義法》，以捏造罪名逮捕兩名支持民主運動的國會議員。軍隊與警方介入鎮壓，使用催淚瓦斯、橡膠子彈甚至實彈。根據官方機構「史瓦濟蘭人權與公共管理委員會」統計，示威潮共造成 46 人死亡（其中包括 2 名兒童）、245 人中槍受傷，民間團體則質疑官方數字嚴重低估，實際死亡人數可能超過 100 人。

📌 台史合作的另一面

近日，《外交家》（The Diplomat）4 月一篇報導也引起熱議：文中指稱台灣在史瓦帝尼援助計劃「台非蔬菜倡議」中的管理者，對當地員工有歧視、羞辱、限制進食與不給付加班費等侵犯勞權情形。該報導也指出，2025 年由時任外交部長林佳龍與史瓦帝尼簽署名為打擊「不實資訊」的合作備忘錄，以及由台灣數位外交協會（TDDA）在外交部支持下舉辦的資安工作坊，實際上被用來協助該國政府對付異議者。

對賴清德政府而言，史瓦帝尼邦交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同樣重要的問題是：當台灣長期以「民主與人權」作為外交價值招牌，面對邦交國在五一前夕禁止勞工集會、逮捕工會領袖、追捕反對派的狀況，台灣要以何種方式表態？是保持沉默、以「內政不干涉」為由迴避，抑或透過對話與合作框架，為勞權與結社自由立下可被檢驗的最低標準——這將考驗台灣的價值外交最終能否自洽。

01/05/2026

📢 五一勞工大遊行南北萬人上街
提八大修法訴求：退休給付增加、本勞移工全保

文／王顥中（苦勞網記者）

今天（5/1）是五一勞動節，由全國產業總工會、台灣工人鬥陣總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等數十個工會團體發起的「五一行動聯盟」，下午在台北、高雄同步舉行「2026五一勞工大遊行」，全台合計逾萬名勞工響應。今年遊行聚焦退休制度改革，以「退休給付，增加！本勞移工，全保！」為主軸，台北場遊行隊伍自凱達格蘭大道出發，沿途以行動劇與口號，要求政府與國會正視勞工老年貧窮的危機。

台北場下午於凱達格蘭大道集結，隊伍行經公園路、忠孝西路、中山南路，最後抵達立法院前。遊行批評台灣勞退新制實施逾 20 年，雇主強制提繳率仍停留在 6%，勞保、就保與退撫制度也長期存在天花板與納保漏洞。遊行總領隊、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戴國榮批評，政府長年宣稱勞保、勞退制度健全，但實際上給付偏低、制度漏洞叢生，導致許多勞工工作一輩子，仍然無法確保基本的老年生活，若不徹底改革，等同讓整個世代自行承擔老後風險。

五一行動聯盟提出八大修法訴求，包括：提高勞退新制雇主提繳率，由現行月薪 6% 逐年提高至 12%；提高勞退舊制保障，刪除勞基法退休金最高 45 個基數上限，工作年資一律計算退休金；提高勞保、就保投保薪資級距上限與勞退月提繳工資級距上限；將資遣費上限提高至 15 個月；推動勞保全面納保，廢除 5 人以下事業單位自願加保制度；將家事服務業勞工、移工納入勞保、就保、職災保險與勞退保障；要求公教退撫基金足額撥補並返還年資補償金；以及使公私立學校退撫提撥率一致化。

遊行指出，勞退新制自 2005 年 7 月實施至今，至 2026 年已滿 21 年，但當初因政治阻力而壓低的雇主提繳率，至今仍未調整，同樣工作 30 年、月薪 5 萬元的勞工，舊制可領 225 萬元，新制帳戶本金卻僅約 108 萬元，若只寄望不確定的投資收益，難以支撐勞工退休生活，政府應正視制度設計不足，逐步提高雇主提繳責任。

除勞退提繳率外，遊行也批評勞保與就保制度仍存在多重排除。五一行動聯盟指出，現行勞保仍將 5 人以下事業單位列為自願加保，造成許多小型企業勞工被排除於強制保障之外；但就業保險、職災保險與勞退制度多已朝「僱用即加保」方向設計，制度不一致反而衍生雇主誤會與勞資爭議。聯盟要求比照職災保險，修法將所有受僱者納入勞保強制加保範圍。

移工與家事勞工保障也是本次遊行焦點。遊行指出，受僱於自然人雇主的家事服務業勞工，因不適用《勞動基準法》，長期未被納入完整退休與社會保險體系；外國籍家庭看護工雖自 2022 年起已納入職災保險，卻仍未享有完整勞保、就保與勞退保障。聯盟主張，若自然人雇主負擔有限，政府應提高補助比例，至少負擔 50% 以上費用，而非讓照顧勞動者繼續承擔制度缺口。

今年五一遊行另一個特點，是教師團體也走上街頭，控訴退撫制度改革不公。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指出，政府年金改革後，仍未依法足額撥補原退撫基金財務缺口，卻在去年刪除公教年資補償金，形成政府責任未補足、基層教職員卻承擔改革代價的局面。教師團體要求修正《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恢復並返還年資補償金，同時讓公私立學校退撫提撥率一致化。

遊行隊伍最後在立法院前集結，由朝野三黨代表分別回應勞團訴求。民進黨立委林月琴表示，有聽到大家的訴求，將把意見帶回黨團；民眾黨立委王安祥則承諾將提案將企業雇主的勞退強制提撥比例由現行 6% 提高至 8%，並移除資遣費的給付天花板；國民黨立委牛煦庭表示，將針對勞退、勞保與相關退休保障制度召開公聽會，並盡速提出相關版本。唯就移工納保部分，三黨皆未有回應。

29/04/2026

📢 伊朗戰爭下的能源轉型與全球路線分歧

文／陳韋綸（苦勞網特約編輯）

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爭後，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阻斷了全球五分之一的原油與三分之一的肥料供應，地緣政治危機迅速衝擊全球能源市場，也迫使各國重新思考如何降低對石化燃料的依賴，並加快能源來源多元化的腳步。

📌 土耳其企圖成為新能源樞紐

面對化石燃料供應鏈的脆弱，部分國家試圖在舊有能源體系中尋找出路。土耳其將此次危機視為戰略機遇，企圖成為新的能源樞紐，提出包含擴建伊拉克-土耳其管線、興建跨裏海天然氣管線（Trans-Caspian Gas Pipeline），計畫將土庫曼的天然氣經由裏海輸送至雅賽拜然，再進一步輸往歐洲，甚至預計建設一條穿越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及敘利亞的卡達-土耳其天然氣管線。

然而，要繞過霍爾木茲海峽並不容易。專家指出，這些跨國管線不僅造價高達上百億美元，更面臨極高的地緣政治與安全風險。長達數十年的穩定天然氣輸送承諾，在武裝組織與國家衝突頻仍的中東地區，極易成為軍事攻擊的目標，使得這些化石燃料的替代方案存在高度不確定性。

📌 日本與歐盟的核電復興

為了快速填補天然氣缺口並確保基載電力，曾經歷核災的日本也藉此機會加速重啟核能。日本有近三成電力仰賴進口天然氣，其中約一成需行經霍爾木茲海峽。在進口成本翻倍與 AI 推升用電需求的雙重因素下，日本政府加速重啟包含柏崎刈羽核電廠在內的機組，並計畫在 2040 年大幅提高將核能發電佔比從目前的 10% 提高至 20%。儘管民調顯示僅有 37% 的民眾支持重啟核電、支持興建新廠的比例更只有 24%，但政府仍選擇強力推行。

同樣的轉變也發生在歐洲。歐盟執委會已建議各國避免提早退役核電廠，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更直言，削減歐洲核能產業將是「戰略性錯誤」。除了德國已於 2023 年完成廢核，比利時與荷蘭皆已取消原本的廢核計畫，西班牙原定 2027 年起陸續除役核電機組的計畫，也面臨能源企業遊說要求延長使用年限。

📌 擺脫中東石油依賴後，西方的「中國綠能霸權」論

對於受創最深的亞洲國家（進口油氣高達八至九成需經霍爾木茲海峽），加速佈局再生能源成為當務之急。泰國祭出家用太陽能減稅優惠，巴基斯坦則迎來屋頂太陽能的爆發式增長，藉此緩衝能源危機。

然而，當世界加速擁抱綠能時，卻觸發歐美核心資本國家的反彈，擔憂中國所提供的廉價綠能設備，可能打破西方跨國企業長期以來對能源定價權的壟斷，並批評中國為全球再生能源霸權。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數據，中國生產全球近八成的太陽能板，並掌握風機與電動車所需的稀土精煉高達九成。今年 3 月，中國電動車與混合動力車的出口量更創下翻倍成長的歷史新高。

這引發了西方的集體焦慮。歐盟內部市場委員直言：「如果我們的電池都是中國製造，要如何向大眾說明減碳是個機會？」。為防止中國商品傾銷，美國對中國電動車課徵 100% 關稅，歐盟也擬定法案限制對外國主導綠能企業的依賴，並要求 2030 年前須有一定比例的本土生產。但對於迫切需要便宜技術以推進能源轉型的開發中國家而言，中國的資本與技術具備龐大誘因。

📌 全球路線分歧

在這場全球能源重塑的過程中，美國與歐亞盟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川普政府選擇加碼投資化石燃料，將美國定位為全球石油與天然氣的可靠供應商，其財政部長甚至施壓世界銀行放棄氣候融資目標。同時，川普大舉攻擊風力發電，並透過大幅放寬核能安全管制來推銷核電利益。

相對地，歐洲與亞洲國家則將美國的政策視為孤立主義，反而更堅定地轉向再生能源與中國的合作。美國民主黨籍參議員沙茲（Brian Schatz）便對內警告：「這場危機正將其他國家推向中國的懷抱……美國在打伊朗戰爭，而中國正在贏得勝利。」

📌 資源依賴與技術依賴

各國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終究必須面對「舊有依賴」與「新依賴」的抉擇。不過，有專家點出兩者的本質差異：購買一片可使用多年的中國製太陽能板，與持續向單一國家購買隨時可能中斷的石油，風險程度截然不同。石油與天然氣供應一旦中斷，會立刻衝擊經濟體系，這和技術與設備供應商方面的依賴，是非常不同的情況。

面對這波由戰爭催化的轉型，泰國、巴基斯坦等亞洲國家更傾向進口中國的綠能產品，以打造較不易受全球波動影響的能源系統，並利用中國的廉價技術與資本來買時間。正如泰國財政部長艾尼提（Ekniti Nitithanprapas）所言，無論進口來源為何，最終目標仍是透過外國直接投資建立本土生產能力，徹底擺脫對任何單一國家的依賴。

28/04/2026

📢 五一前夕工會聯盟赴行政院抗議提育兒住宅、失業給付、勞退三大訴求

文／王顥中（苦勞網記者）

五一勞動節前夕，由桃園市總工會發起，十多間工會與學生團體共同組成的「五一工會聯盟」，今日（4/28）上午號召約 300 名勞工前往行政院前抗議，要求政府正視基層勞工在住房、失業保障與退休生活上的困境。

五一工會聯盟提出三項訴求，包括研議「勞工可負擔育兒住宅」、提高失業給付至投保薪資 80%，以及將新制勞退提撥率提高至 7% 以上。工會表示，台灣近年經濟成長、AI 產業快速發展，但經濟成果並未公平反映在勞工薪資與生活保障上，政府若不改善分配不均與青年勞工困境，「愛台灣」將淪為空洞口號。

📌 批社宅政策不足要求設置「勞工可負擔育兒住宅」

工會指出，目前台灣面臨嚴重少子化危機，青年低薪、育兒成本與居住負擔過重，是許多年輕家庭不敢生育的重要原因。聯盟認為，政府現行社會住宅政策戶數不足、難以真正回應勞工家庭需求，尤其對有育兒需求的青年勞工而言，住房壓力已成為成家與生養子女的重大障礙。

五一工會聯盟主張，政府除現有社宅政策外，應研議「勞工可負擔育兒住宅」，並設有排富限制，優先提供給有未成年幼兒的受僱者家庭，以及預計在 6 年內生兒育女的年輕勞工家庭。

聯盟建議，相關政策可透過延長貸款期限、提供低於市場行情的租賃住宅，或以低於市價方式出售給勞工家庭等方式辦理；若採出售模式，未來勞工轉售時，也應只能回售給政府，以避免政策資源被炒作或轉作牟利工具。

桃園市總工會理事長陳若蘭表示，這項訴求是多年來勞動節行動中，少數以青年勞工為主要對象的政策改革提案。她說，青年勞工成家育兒最大的焦慮，並不只是薪資本身，而是缺乏「安養育兒」的條件，沒有穩定且負擔得起的住房。

📌 失業給付應提高至 80% 請領期限延至 9 個月

針對失業勞工的經濟安全，五一工會聯盟表示，現行失業給付水準不足以支撐勞工在轉職、待業期間的基本生活，尤其對中高齡勞工而言，一旦失業，重新就業往往需要更長時間，也面臨更高風險。

聯盟主張，失業給付應從現行水準調升至投保薪資 80%，或同步提高就業保險投保薪資上限，並將請領期限由現行 6 個月延長至 9 個月；針對特定對象，則應最長再加發 3 個月。

📌 勞退提撥率多年未修工會籲提高提撥率

五一工會聯盟也要求，政府應提高新制勞退提撥率，並依物價與通膨指數調整。聯盟表示，勞退新制上路多年，但僱主提繳率仍維持在 6%，面對高齡化、物價上漲與退休生活成本提高，現行提撥率已難以確保勞工老年生活。

工會強調，勞退新制提撥率提高並非政策選項，而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若政府長期放任提撥率停滯，勞工退休後將承擔更高的貧窮風險，也使退休保障制度難以發揮原本功能。

聯盟呼籲，行政院應正視勞工基本生活需求，針對住房、失業與退休三大問題提出具體承諾，而非只在勞動節前後以口號回應勞工。工會強調，若政府無法讓經濟成果回到勞工手中，所謂經濟成長將只是少數人的繁榮，無法真正改善多數受僱者的生活

20/04/2026

📢 移工不是台灣農業困境的解方，更不應成為替罪羊：回應上下游《地下越南老闆》報導

文／潘謐（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張宗坤（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

2026 年 3 月 8 日，《上下游新聞》刊登〈地下越南老闆：無證移工大軍，重塑中的台灣農業〉系列報導。透過訪談移工、蹲點農村，報導試圖呈現台灣農業產業結構與勞動力組成正在發生的變化，也揭露出農村中長期存在卻少被公開討論的地下勞動力市場。

然而，這一系列報導呈現的問題脈絡與分析視角，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報導傾向將許多農業中存在已久的結構性問題，集中歸因於「移工進入農村」這個單一因素1️⃣，敘事嘗試形成一種印象：移工正在逐步改變台灣農村的權力結構，並形成新農業秩序的主導者。

若從台灣農業長期發展來看，這樣的理解恐怕過於簡化。台灣農業的基礎早已在經濟轉型與產業競爭中逐漸被侵蝕，是後來的移工補上了絕大部分人力缺口，使日益脆弱的農業生產體系得以維持基本運作；將移工視為足以重新建構農村權力結構的主導力量，是一種倒果為因的回溯性解釋。

📌 移工現象背後，是長期的農業結構困境

系列報導第一篇〈從幫手到對手：無證移工變「地下越南老闆」，租地種菜自售，形成產業鏈〉，呈現出許多基層農民面臨的困境。報導所描繪的現實情境是：不少農民即使已無力耕作，仍不希望農地荒廢；然而當下的經濟條件，又難以單靠農業收入維持家庭生活。文中說明不足之處是，農民所面臨的兩難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也構成了當前農業對移工勞動力產生依賴的重要原因。

進一步言之，導致當前農業困境的因素極為複雜，並非國際勞動力（亦即移工）的加入所能解釋，而是在戰後國家整體發展路徑下逐步累積的結果。事實上，在移工尚未大量進入農業部門之前，農業的低薪、農村的缺工等問題便已存在。

回顧歷史，台灣自 1950 至 1970 年代採行「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經濟政策，在製造業產品大量出口、帶動整體經濟快速成長之餘，農業逐漸由經濟發展的「主引擎」轉為工商業的「支援部門」，此一演變常被概述為所謂的「以農養工」。大量農村青壯年人口外移至都市、進入製造業與服務業部門，農村人口結構隨之逐漸老化，長期而言，導致農業勞動力不足，並削弱鄉村的人口增長、老幼照護、社區運作等再生產能力。同時，都市擴張與工業發展帶動居住、工廠與工業區用地的需求增加，也使得優質農地與水資源在空間配置上受到擠壓，進一步限縮農村的發展。

1980 年代以後，在國際貿易自由化與市場對外開放的壓力下，台灣農業又逐步面臨相對廉價的進口農產品競爭，使農業所得相對於工業所得持續下降，農村發展的結構性困境更加凸顯。政府雖然陸續透過「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1985）、「農業綜合調整方案」（1990）、「社區總體營造」（1994）與「農村再生條例」（2008）等政策，試圖改善農村環境並促進農業轉型，但農村人口老化、青年外流與農業勞動力不足等問題，至今仍未獲得根本性的解決。

而國際勞動力的引進，是台灣政府為了興建大型公共基礎設施，嘗試滿足大量的營造業勞動需求，於 1990 年代初期才大規模的方式展開2️⃣。換言之，政府之所以引進外籍勞動力，其最初的政策目的不在於補充農業勞動人口。直到三十年後的 2020 年，農業部與勞動部才逐步開放農林畜牧業進用移工。在這樣的背景下，原先各自獨立的農業危機與移工問題，因為「地下越南老闆」的現象，而得到了媒體與社會大眾的關注，並不代表兩者之間有著嚴謹連動的因果關係。

📌 許多產銷爭議，本來就存在於台灣本地農業

系列報導第二篇〈地下蔬菜王國：跨國籍部隊強大，借名拍賣、水菜洗白，現金轉出來〉，提到移工能夠忍受高強度的勞動條件，説明他們接受相對「低廉」收購價格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指出這些移工網絡可以「將生產成本壓低到傳統農民難以競爭的水平」。但是，這樣的描述過於強調表面的勞動特性，這不只容易強化對於特定族群的刻板印象，也忽略了這類壓低生產成本的策略及其所可能帶來的爭議，早已是台灣農業在國內外市場競爭中的常見現象。

至於「選擇生長週期短、變現速度快的作物」等等經營策略，也並非移工進入台灣農業時才出現。在台灣當代的果蔬市場供應中，本地農民長期以來也經常遵循類似邏輯進行生產決策。例如作為典型經濟作物的高麗菜，具有栽種門檻低、單位產能大、同時伴隨高風險與高報酬的特性，因而反覆引發搶種與惡性競爭，形成所謂「菜金菜土」、大好大壞的惡性循環。這種與市場、老天對賭的博弈，很可能不是越南老闆的專利。在「地下越南老闆」專題中，特別拆解了台灣農民與越南老闆高麗菜成本結構的《上下游新聞》，過去亦曾刊出〈拆解高麗菜賭局：老天作莊全民買單〉的深度報導。

同樣地，「借名掛牌」、「洗產地」等產銷爭議，也並非近年才出現，而是台灣農業長期存在的問題。《上下游新聞》亦曾以報導〈台灣茶出口籠罩洗產地疑雲，應加強來源國標示，避免貿易障礙〉，直指台灣業者如何進口廉價的越南茶、中國茶，透過以特定比例與台灣茶相互混合、重新包裝，再以「商用茶」名義轉口售出至美國。

之所以發生這些爭議，是因為在當前的農業生產體制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往往需要經過多重制度與中介（如行口、盤商等），使得產銷鏈條不斷延長。然而，參與在此一生產體制中的各方，卻得競爭有限的市場利潤：生產者希望獲得合理報酬，盤商依賴價差獲利，而消費者則期待價格低廉與品質穩定。在這樣的零和賽局下中，制度監管與規避制度之間的角力，幾乎已經成為農業市場運作中的常態。

總而言之，週期性出現的國內市場果蔬價格崩盤，或作物外銷出口上的低價競爭等現象，都是長期關注農業問題的人耳熟能詳的案例。這些看似細瑣的產銷爭議，其實是產銷鏈反覆延長後，市場運作機制下產生的結果，完全不是移工加入農業生產所帶來的特殊現象。

📌 食安與責任結構，不應簡化為移工問題

系列報導第三篇〈不公平的賽局：越南老闆改寫遊戲規則：菜價、食安、人地競爭〉，將農藥的誤用與過度使用、追溯困難乃至於連帶的食安疑慮，歸因於無證移工「不受法規約束」的處境。然而，這篇報導的核心論點——「台灣守法農民需承擔工資、保險、農藥登記與產銷責任，移工地下經營體系則成法外之地」——預設台灣人必然守法與負責，並將移工農務施作難以被追溯的現狀，直接等同於移工無需承擔任何責任，再度形成了倒果為因的解釋。

食安問題的產生事實上具有多重且交織的成因，包含產銷鏈延長、消費市場上對於商品作物必須低價且穩定供應等的持續要求（例如物美價廉、品項豐富、蔬果可於時令外購得）。在此情況下，不斷疊加的品質檢驗與追溯制度，反而為基層生產者帶來沉重負擔；同時農民仍須面對農地破碎、農地工廠林立、土地有限卻必須維持生產與收入等長期存在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制度壓力與市場需求，都在持續回過頭來加劇農業生產者的弱勢處境，並進一步導致農村勞動力流失。

從這個脈絡來看，移工之所以看起來「較不受約束」，往往只是因為現存制度並未將他們納入主要的規範對象，因此在表面上似乎呈現出較少受到制度束縛的狀態。從農政單位實際的品質治理經驗來看，食安風險的管控也未必完全仰賴對每一批貨物來源的完整追溯。在現行制度中，透過抽樣檢驗、罰鍰、退貨等機制，即使未能完整掌握生產段的資訊，仍然可以在流通環節對不合格的產品進行篩除，進而維持一定程度的安全標準。從這個角度來看，生產者是否具備合法身份，固然影響到他們是否能被納入制度管理，但並不等同於產品品質或食安風險的高低。

換言之，就政府監管的角度而言，只要持續在流通環節加強品質檢驗與追溯制度，便是對消費者負責的治理方式。如果將「成本與責任的不對稱」的問題歸咎於移工，便忽略了真正需要檢討的制度背景。也因此，報導中所建構的「體制內守法耕耘的台灣農民」與「非法移工」之間的二元對立，其實是必須警惕的敘事方式。

📌 「合法」制度未必符合勞動現實

系列報導第四篇〈冰山一角：龐大無證移工進農村，重塑農村權力結構〉與第五篇〈違法的必然：移工出國即負債，制度僵化催生地下市場〉，描述無證移工如何成為台灣農業不可或缺的勞動力，同時也催生了相關需求的服務產業、活化人口空洞化的農村空間，創造台灣農村的新景觀。

報導中強調這些農地上的移工（而非台灣農民）獲得積極挑選工作的權利，改變了「農民求移工」的「事求人」結構。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凸顯台灣農民的「弱勢」處境，這兩篇報導仍將移工說成是農村裡「強勢」的存在，模糊了移工如何備受仲介剝削的事實，以及這些移工的基本生活條件不如台灣農民。引述了台灣農民對於合法農業移工的抱怨後，報導矛頭一轉，接著批評既有的移工引進制度與勞動法令「不符合田間『強烈波動』的用工現實」，而農村需要的是「具備極高彈性且沒有『持有負擔』的勞動力」。既然季節性農務勞作只有非法移工能夠滿足，農業勞動市場最終必然陷入惡性循環：不只是僱主對合法移工的需求不斷減少，合法移工也更傾向從事超出工時管制的黑工。

倘若提高農業產值是農業復興的關鍵，如何找到可靠的勞動力——不論是返鄉青年小農或是外籍移工——正是其重中之重。該系列報導無疑對現狀做出極好的觀察。但或許因為是為了忠實報導與呈現農民的觀點，這些報導對於近年來勞工、移民工權益的理解，存在著我們不得不指出的重大誤會。

首先，這些報導刻意放大外籍移工的「強勢」。一方面強調台灣農民才是這片土地的主人，也暗示應該遵守台灣農村社會秩序的移工，如今卻成為秩序的塑造者。這種強勢，也反映在他們是「打團體戰」、「生活成本不對等」的謀生戰術之上。受惠於台灣與越南在經濟發展程度與生活成本上的落差，這些地下越南老闆們賣菜的錢，可以用來在越南蓋豪宅、成為中產階級。

然而，報導也指出這些移工在台灣必須付出高額或定期的仲介費用，他們在台工作期間也必須付出與台灣農民相同的生活成本。換言之，這些移工其實是忍耐短期的高強度勞動，嚴重犧牲在台灣的生活品質，改善越南家人們未來的生活品質。所謂「強勢」的指控，不但流於從台灣農民出發的本位主義，更沒有看到跨國勞動背後剝削結構的全貌3️⃣。

再者，這些報導強調農業勞動的季節性，批評既有規範的僵化，也是對勞動基準法制的嚴重誤會。試想，在農業之外的其他製造業或服務業勞動，不同樣也有季節性、出貨潮或淡旺季之分嗎？難道勞動法如此死板，並沒有提供這類勞動任何彈性空間？這些假設都並非事實。今日的勞動法早已存在休息日、變形工時與責任制等工時彈性化措施；而且，早在 2017 年，農林漁牧業的工作者就已經適用這些措施中彈性最大的「四週變形工時」制度。

之所以不宜再為農業勞動另開方便之門，繼續鬆綁工作時間等規定，是因為勞動基準法的立法原意，在於體認到勞資間必然不平等的事實。因此，國家有必要為處在勞僱關係中的勞工，設立足以維持生活品質、身體健全與勞動尊嚴的勞動基準。賦予過多工時上的彈性，必然是對擁有指揮命令權限的僱主有利，而有害於聽命行事的勞工——不論勞動現場是在工廠、工地或農地，皆是如此。當報導一心一意、忠實懇切地反映農民心聲時，也應該對勞動法有更完整的認識，而非將彈性化視為萬靈丹。

📌 農政治理能力的侷限與農村現實的複雜性

第六篇報導〈地下的代價：TikTok 點燃失聯潮，工殤、黑戶寶寶、失能家庭惡夢〉，將視野從移工對農業的衝擊，擴及到整體移工帶來的社會問題。就算農村提供了非法勞動的彈性空間，但這些議題不僅是農業議題，並不是移工來到農村後的新產物。

就算上述的移工問題各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農業危機也並不會結束。就算樂觀假設農業危機有所減緩，台灣移工仍可能離開高壓的工廠與長照職場，透過所謂「逃逸」來尋求積累翻身資本的可能；再進一步推想，假設無證移工並非進入農業，而是尋求其他產業部門的機會時（例如轉移到飯店業、連鎖超商中），也不會使得這篇報導提及的工殤、黑戶與無照駕駛等社會代價得以消解。

透過長期駐點，報導確實對移工在農村裡帶來的各種社會矛盾，提出可觀、深入又生動的圖像。但報導提供的材料卻也顯示，若只從「農業危機」的視角來討論農業中發生的各種現象，特別是那些與其他社會福利、勞動等場域交錯的議題，往往會或隱或顯地指向「非法移工加劇了農業危機」，顯然在還原脈絡上是不足的。

這種不足，在第七篇報導〈政策失靈：9.5 萬無證移工難追蹤，政策補破網成效不彰〉特別明顯。該則報導為我們呈現了農業危機的另一個側面，也就是台灣農政體系在統計與治理能力的侷限，面對危機衝擊的農業社會，相關機關卻沒能準確有系統地掌握勞動結構與用工需求，只能任憑農民、學者與媒體，憑藉各自的經驗觀察與片段資訊，對農地上移工的比例「漫天喊價」。

於是，農政機構憑藉有限的數據，而非完整的政策評估，提出「可調度的外展移工」等農業勞動政策，嘗試重新吸納與擴充合法的勞動力。然而，其實際效果仍有其侷限。農業生產所需的勞動力，往往具有高度即時性與不確定性，皆可能在短時間內大幅改變用工需求，但制度化的勞動調度須經過多重行政程序。此外，農村既有的勞動調度，多仰賴靈活的非正式在地網絡進行。縱使外展移工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人力，但若期待其全面解決農業長期存在的勞動力問題，恐怕仍過於樂觀。換言之，這些政策只是解決了農村表象上的勞動力短缺，而非更長遠地，讓務農成為體面、有尊嚴，投入與薪資成正比的職業選項，更不能滿足彈性變化的勞動需求，反倒更不受農戶青睞。

延續上一段的批評，不難指出，第八篇報導〈改變之道：鬆動僵化法規，彈性專業調度，讓地下勞動力浮出水面〉所提示的「合法化」、「公開化」等措施，在台灣農業早已受到多重因素侵蝕時，實在很難解決問題的根源。其中，勞動基準法令的鬆動，更有可能為了服務於農業部門的用工需要，使得其他同樣適用相關勞動法律的產業、企業僱主，得以更「自由」地降低勞動者的工時、工資等勞動條件，反而造成更全面性的勞動彈性化風險。

📌 避免落入農業危機的國族主義敘事

至此，我們摘要並評論了全部的報導。我們認為，這系列報導的核心論證，建立在必須被重新省思的「農業危機的國族主義敘事」之上。

我們所謂「農業危機的國族主義敘事」的說法，指的是將移工視為農業危機主要原因的觀點。如前所述，農業危機成形甚早、成因複雜，直到 1992 年才正式開放來台的移工，至多是彰顯了農業危機的幾個層面。像是該系列報導這樣，將移工看成理解、分析乃至解釋農業危機的關鍵環節，實際上源於特定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國族主義」。

報導中反覆出現「主客易位」的說法，恰好是國族主義的核心——原先被視為「客人」的這些移工，今天居然可以反過來競爭、擠壓甚至挑戰作為「主人」的台灣農民。但就事實而言，承受壓力與不滿的並不僅限台灣農民。無論是本地或外地僱用工人的農場經營者，甚至是產業鏈中的其他行動者，都各自面對不同形式的困境與限制，報導卻主要選擇以台灣農民的抱怨作為問題的敘事起點，並據此來組織通篇的分析與論述。固然，在農業轉型的歷程中，農民遭受莫大的壓力與挑戰。但這樣的敘事安排，卻是將多方交織的結構性問題，再度收斂為單一視角的經驗論述。

國族主義的其中一個特徵，在於沿著種族或者民族的分別，建構出「我們」與不是我們的「他者」兩種不同的集體，並且將各種負面標籤貼在「他者」身上4️⃣。我們雖然肯定這份調查的價值無可取代，然而正是在這些細節的鋪陳之中，報導存在必須警惕的「他者化」視角：透過將其視為非我族類的「客人」、「他者」，移工不再被當作跟我們一樣的人，而是需要被差別管理甚至警惕的對象。那些岔出主線，偶然提及的片段，例如「僱主與移工外遇」、「移工在昏暗的老雜貨店裡可以安心消費」、「移工參與宗教慶典，建立野蠻且頑強的地下秩序」、「移工之所以逃跑，都是被追求手握現金的厚實感給驅動的」、「工殤移工往往失聯，醫療費用全民買單」，這些增強情感張力的敘述，在敘事中反覆拼貼後，被轉化為對於特定群體的整體想像與情緒投射：移工被與非婚性行為、黑市地下經濟、易受經濟誘惑聯繫在一起⋯⋯就算只是輕輕提及這些現象，仍讓我們在字裡行間感受到幽微的不安。

這種不安，不只在修辭上容易成為刻板印象，也使得本應深入淺出的農業危機分析，被輕易歸咎於外來的移工們。於是，儘管每一則報導的頁尾都信誓旦旦地強調要使用「較中性、精確的法律狀態描述」，不厭其煩地將「非法」改為「無證」，並以面罩來保護這群「在法律上仍屬易受傷害的脆弱群體」，整體敘事卻流露著獵奇、窺視的目光。

要是把移工視為引發農業危機的主要原因，不僅會強化文化或種族上的歧視，同時忽視了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的影響，甚至可能導向極端的行動方案：只要把移工「就地管理」或「請出農地」，農業危機就得以減緩。但正如我們所反覆強調的，移工帶來的「地下越南老闆」現象，只是增加了當前農業危機的複雜度，而非移工是農業危機的主因。《上下游新聞》過去十五年來的努力，都是為了盡力把空洞、簡化的「農業危機」四個字，轉化為具體且可被公共討論的議題。我們期待，就算是在最容易觸動讀者情緒的移工問題上，《上下游》也能夠維持同樣的分析深度與敘事水準。

我們也認為，類似「地下越南老闆」的議題，應成為促成關注農業與移工運動的社群能夠相互認識與合作的契機。這一系列報導刊出之際，也恰逢泰博科技公司解僱工會幹部的爭議爆發。因為泰博工會主要是由菲律賓移工所組成，該事件在公眾討論中很快就上升到國族主義的層次。台聯黨主席周倪安不只公開支持泰博公司解僱移工，更認為移工將會搶奪台灣人的社會福利與工作機會。如果未能意識並反思「國族主義的農業危機敘事」，該系列報導的書寫方式，仍有可能滑向，甚至助長類似的排外與仇外國族情緒的風險。

唯有認識彼此的議題、相互合作，《上下游》的報導才能在農業專業之外，更有效且全面地評價台灣的移工政策。唯有不同領域與立場的對話，才能持續敦促我們：移工並不是台灣農業問題的究極解方，也更不應成為替罪羊。若這系列報導能引導我們，不再僅以「我們」與「他者」區分彼此，而是將台灣農民與移工視為一同在農村生存下去的夥伴，促使社會重新思考台灣農業制度、勞動條件與發展路徑，或許才是這場公共討論更重要的意義。

╸ ╸ ╸ ╸ ╸

1️⃣本文並不刻意使用「無證移工」一詞，而是以涵蓋較廣的「移工」進行討論，這並不是為了模糊差異，而是要反思「無證」的概念本身。一方面，我們同意移工研究者許淳淮在〈高山無證者的民族誌〉（2025）所說：「無證移工」一詞往往是對國族身份與勞動身份的不當連結，預設了逃離國家或僱主的移工必然是為尋求另一份工作而走，忽視了這些移工「逃離」背後更複雜的動機與處境。另一方面，我們也認為「地下越南老闆」現象不分有證或無證移工，包含了跨越不同法律身份的勞動群體。刻意使用「無證移工」來取代官方統計數據上的「行蹤不明」或是民間俗稱的「逃跑外勞」，並不一定比較「中性化」或是「去汙名化」。關鍵不在用詞本身，而在論述如何建構其意義。基於曾嬿芬的〈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2004）、〈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2006）等相關研究，我們希望指出：判斷一項論述是否構成歧視，仍應回到實質的論證過程，像是觀察在討論中，少數特定族裔是否被等同於具有低劣的素質、身處低下的階級——亦即，是否展現出國族主義或階級歧視的態度。
2️⃣關於 1980 至 90 年代台灣引進移工的歷程，劉梅君的論文〈「廉價外勞」的政治經濟學批判〉（2008）提供了初步考察的起點。
3️⃣儘管對在台移工匯款行為（即所謂「僑匯」，remittances）的研究相當有限，但論者都不約而同地指出，移工在台灣的消費支出並不高，其收入多半匯回母國家庭；另一方面，關於移工「逃逸」的歸因，研究者與運動者則普遍批評「不得自由轉換僱主」與「高額仲介費」等結構性因素，才是促使移工離開原有就業市場的關鍵。
4️⃣關於「他者化」更詳細的討論，可以參考夏曉鵑關於來台結婚的新住民女性，如何被多重建構為帶有歧視意味的「外籍新娘」的重要研究《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2002），以及南洋台灣姊妹會組織的新住民女性們的自述，《不要叫我外籍新娘》（2005）。

17/04/2026

📢 巴勒斯坦囚犯日台北抗議批以色列死刑法、籲台灣勿涉入

文／王顥中（苦勞網記者）

4 月 17 日為「巴勒斯坦囚犯日」，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今天下午赴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外抗議，反對以色列近期通過的死刑法案，並聲援巴勒斯坦囚犯的生命與自由權。抗議團體批評，以色列透過軍事法庭、行政拘留與監獄制度，長期對巴勒斯坦人施以系統性壓迫，如今再將死刑制度正式納入，形同把既有的差別待遇與國家暴力進一步制度化；同時也質疑台灣是否可能涉入以色列建立死刑執行機制的交流，要求政府明確表態拒絕合作。

根據《路透社》報導，以色列國會於今年 3 月 30 日通過新法，將對特定「致命攻擊」案件的死刑擴張適用到巴勒斯坦被告，尤其是受約旦河西岸軍事法庭審理者。該法將「絞刑」設為此類案件的預設刑罰，並規定原則上須在判決後 90 天內執行，且不得請求赦免；法官僅能在極少數「特殊情況」下改判無期徒刑。法案由以色列極右翼國安部長班吉維爾（Itamar Ben-Gvir）大力推動，最終在國會以 62 票通過。

這部法律引發的強烈批評，不只在於以色列的死刑存廢，而是它所適用的司法架構本身即具有對巴勒斯坦人的高度歧視性。多數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以色列軍法統治下，案件均由以色列軍事法庭審理，人權團體長年批評軍事審理缺乏正當法律程序與公平審判保障。《路透社》引述人權組織報告指出，軍事法庭定罪率極高，在這樣的制度下再引入死刑，將使原本已極不對等的司法結構，走向更不可逆的暴力後果。批評者也指出，該法條所設定的構成要件，在實際運作上幾乎只會套用到巴勒斯坦人，因此屬於事實上的歧視性立法。

除了司法制度本身，今日抗議團體也指出，以色列監獄體系近年對巴勒斯坦囚犯的待遇持續惡化。自 2022 年底班吉維爾出任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後，監獄中對巴人囚犯的權益剝奪與虐待進一步加劇，包括限制食物配給、剝奪日照、缺乏保暖衣物與衛生用品，以及突擊搜查與暴力毆打等情形屢見不鮮。自 2023 年 10 月以來，以色列也禁止國際紅十字會進入監獄探視，外界更難掌握獄內實況。

現場聲援的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法案政策主任劉李俊達表示，這項死刑法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以色列長期以監禁、酷刑與羞辱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最新延伸。他指出，聯合國特別報告員今年 3 月發布的報告提到，自 2023 年以來，已有超過 18,500 名巴勒斯坦人在被佔領土遭逮捕，其中至少 1,500 人為兒童；許多人未經起訴或正當程序即遭拘禁，甚至有人被強迫失蹤。他並指出，已有至少 100 名被拘禁者死於羈押期間，而這還不包括獲釋後因傷病死亡者。聯合國人權專家 3 月也警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系統性酷刑，已成為其在被占領土實施持續性暴力的重要工具。

劉李俊達表示，國際特赦組織多年來持續記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施加酷刑與不人道待遇，包括毆打、蒙眼、強迫跪地、性暴力羞辱，以及在極端匱乏的條件下拘禁。他指出，巴勒斯坦囚犯長期面臨食物與飲水不足、缺乏醫療照護、無法接觸陽光，也無法獲得家屬或國際人道組織探視；在這樣的條件下引入死刑，不只是加重刑罰，而是把監禁體系本已存在的非人化與種族隔離特質推向極端。國際特赦組織也已公開要求以色列立即廢除該法。

抗議團體表示，目前以色列監獄中關押約 9,600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 84 名女性、約 350 名未成年人；另有 3,532 人遭「行政拘留」，以及 1,251 名加薩人被貼上「非法戰鬥人員」標籤，在未經起訴或審判情況下長期羈押。抗議者指出，在現有羈押制度已廣泛違反正當程序的情況下，死刑法的通過只會讓巴勒斯坦人面臨更嚴峻的生命威脅。這也是為何死刑法通過後，加薩與約旦河西岸多地出現抗議，西岸亦曾發起總罷工表達反對。

對於這部法律的國際法爭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蒂爾克（Volker Türk）在法案通過後即呼籲以色列撤回，指出該法帶有歧視性，並對程序保障不足表達嚴重憂慮。尤其法律規定不得請求赦免、且須於 90 天內執行，與以色列在國際法下的義務不一致。聯合國指出，《第四日內瓦公約》要求死刑犯保有請求赦免權，且自判決到執行之間至少應有 6 個月間隔。

抗議團體也指出，國際社會對此案已有明確反應。國際特赦組織與多個在以色列及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工作的人權與人道組織，已發布聯合聲明，要求歐盟採取具體措施，向以色列施壓撤回死刑法；歐盟則形容此舉「非常令人憂慮」。在法案表決前，英、法、德、義等國外長也曾發表聯合聲明，批評該法具有事實上的歧視性，並損害以色列的民主原則。以色列本地人權組織卜采萊姆（B'Tselem）也批評，這將使「處決巴勒斯坦人的國家機制制度化」。

此外，抗議團體也對近期媒體報導指稱以色列監獄系統正研究建立絞刑制度、並可能向東亞國家取經一事表達高度憂慮。現場發言者表示，報導雖未點名具體國家，但在台灣近年與以色列關係升溫的背景下，台灣社會有責任追問政府是否可能涉入相關技術或制度交流。他們強調，台灣不應在反對威權與捍衛人權的名義下，成為協助另一個國家建立針對被佔領人民死刑制度的幫兇。

本次抗議行動提出三項訴求：要求世界各國、包含台灣，向以色列施壓廢除其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死刑法；要求以色列廢止所有助長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隔離體制的法律與措施，並釋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與被拘留者；要求台灣政府明確表態拒絕協助以色列建立死刑制度，不成為種族隔離體制與屠殺巴人的共犯。

17/04/2026

📢 RCA 專案健檢傳停辦受害勞工控勞動部「過河拆橋」要求恢復

文／王顥中（苦勞網記者）

曾促成《職業災害勞工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立法的重要案件——RCA 事件，如今再掀爭議。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與RCA員工關懷協會今日（4/17）上午赴勞動部前召開記者會，指控勞動部自 2024 年起未再編列預算辦理 RCA 勞工專案健康檢查，形同中斷對職業病的長期追蹤與照護，痛批政府「過河拆橋」，要求恢復專案健檢並與勞工團體協商。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回應，坦承確有行政上的「時程延遲」，現場承諾專案健檢將持續辦理，預計於4月28日國際工殤日前邀集相關團體召開專案會議研商。

RCA 員工關懷協會指出，自去年（2025）底起，陸續接獲會員詢問三年一度的專案健檢何時辦理，但向勞動部詢問後始終未獲明確回應。經向承辦單位勞研所查詢，才得知自 2024 年起未再編列相關預算，並建議 RCA 員工改循《災保法》機制，自行申請健康追蹤檢查。

協會質疑，RCA 案受害勞工多已年邁，若改由個別申請，不僅增加程序負擔，也削弱原本專案健檢所具備的系統性追蹤與長期研究功能。

「難道老年勞工不需要持續健康監測？陳年職災就不需要再追蹤究責嗎？」RCA 員工關懷協會理事長杜津珠表示，RCA 污染事件發生後，受害勞工自 1998 年開始集結組織，長期要求政府調查污染責任、追蹤罹病情形並建立統計資料，才逐步爭取到政府承諾「三年一次」的專案健康檢查制度。

杜津珠進一步指出，2015 年 RCA 員工一審勝訴後，協會與勞動部協商，要求健檢項目應涵蓋與判決認定相關的疾病種類，並將對象擴及包含未參與訴訟者在內的全體 RCA 員工，才逐步建立較完整的健康追蹤機制。

協會強調，RCA 勞工爭取專案健檢、推動職業病追蹤與資料庫建立，正是《災保法》修法的重要基礎之一，並促成後續《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辦法》的制定，由職災保險基金支應相關費用，「這些制度原本是從 RCA的血淚經驗中長出來，如今卻反而將 RCA 勞工排除在外。」

回顧過往，勞動部曾公開表示，基於尊重法院判決與關懷勞工，將持續以專案方式提供 RCA 受害勞工協助，包括職災給付、慰問金、訴訟扶助及健康檢查等，並強調即使三審判決後仍會延續相關措施。

對於此次未編列專案健檢預算引發爭議，勞研所回應為行政時程延誤，並承諾後續將持續辦理專案健檢，並與相關團體協商後續執行方式。

協會表示，後續將持續監督專案健檢的實施進度與內容，並呼籲健檢若發現罹患相關疾病，應提供相應的職業病認定與補助，確保受害勞工獲得完整保障。

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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